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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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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许发表自家的意见,只许依经阐道了——文学也便呜呼哀哉了!不怪他评论《离骚》那样伟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辨骚》)

这样以古断今,是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创作。《诗》是《诗》,《骚》是《骚》,何必非把新酒装在旧袋子里呢!论到文章的体格,他先把字解释一下,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等。然后把作家混含的批评一句,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论到文学的价值——赋到底是体物写志的好工具不是?后者批评作品混含无当,作者执笔为文时可以有一两个要义在心中为一篇的主旨;批评者便应多方面去立论,不能只拿一两句话断定好坏。

至于章表奏启本来是实用文字,史传诸子本是记事论理之文,它们的能作文学作品看,是因为它们合了文学的条件,不是它们必定都在文学范围之内。刘勰这样逐一说明,比萧统的把经史诸子放在文学范围之外的见识又低多了。

说到措辞与文章结构,这本来是没有一定义法的;修辞学不会叫人作出极漂亮的诗句,文章法则只足叫人多所顾忌因沿。法则永远是由经验中来的,经验当然是过去的,所以谈到“风骨”,他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正式”是哪里来的?不是摹古么?说到“定势”,他便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这是说新学之锐,有所创立是极危险的。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每人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每篇文章自有独立的神情韵调;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

总之,这本书有两大缺点:一、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是六朝文论的由盛而衰。

二、细分文体,而没认清文学的范围。空谈风神气势,并无深到的说明。

这么看,《文心雕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文学源流、文学理论、修辞、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处是把秦汉以前至六朝的文说文体全收集来,作个总结。假如我们看清这一点,它便有了价值,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假如拿它当作一本教科书,象欧洲早年那样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便很容易断章取义,把文学讲到歧途上去。刘勰自己也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和“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弥纶群言,是他的功劳;虽然有时是费力不讨好。这唯务折衷,便失去了创立新说的勇气。

和《文心雕龙》的结构不同,而势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钟嵘的《诗品》。前者是包罗一切的,后者是专论诗家的源流,并定其品次。王世贞说:“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时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诚然,钟嵘对于各家作品强求来源,如李陵必出于《楚辞》,班婕好又必发于李陵等,何所据而云然?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本来是极精到的话;可是他又说:“诗有三艺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然后“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分明是说以古体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诗;于是每评一人,便非指出他的来源不可。而且是来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国风、《楚辞》与古诗的。这个用合古与否作评断的标准,是忘却了文学是表现时代精神而随时进展的。

至于评论各家也不完全以诗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说:“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这并没有论到李陵的诗的好处何在。就是以诗立论的,也嫌太空泛,如说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如说嵇康是“颇似魏文,过于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们对于这些诗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觉得这是些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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