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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九星纺织集团公司原总工程师殷大炳在重庆与个体户辜某相识,通过辜某的引荐,又结识了江苏省江阴市某化工厂副厂长葛某。葛某感到这位在国有大型企业担任总工的老乡,其手中的权力或许能转化成丰厚的利润,所以对这位老乡显得格外地殷勤。
在重庆,葛、辜二人拉着总工殷大炳,走进了一家歌舞厅。一首情歌一曲舞,他们忘情地喝着、跳着,尽情地品尝着浪漫的情调。辜某见“殷总”兴致很浓,于是领着一位20岁的迷人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殷总,给你找了个能歌善舞的小姐,保证有求必应。”辜某一边说,一边向姑娘使眼色。
殷总望着身边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就像灌了蜜糖一样惬意。小姐在跳舞时,不断将身子向这位老态龙钟的“总工”身上贴,跳了几曲之后,伴舞小姐便跟随殷大炳走进了昏暗的包厢……
从那以后,殷大炳经常借故出差来到重庆,不断地重复那销魂之夜的故事。 “殷总,你是大厂的总工程师,我们联手搞生意保证能赚大钱。”同金钱的行贿者一样,作为性服务提供者的葛、辜二人,开始向接受性贿赂的总工殷大炳索要回报了。
“我只懂技术,不懂生意,怎么能帮你们赚钱呢?”殷大炳之所以没能果断地拒绝,是因为年轻的性工作者提供的性享受实在是难以抗拒。“我们手头有一套闲置的溴化锂制冷设备,底价20万元,加价卖出后赚的钱人人有份。”葛某神秘地告诉殷大炳。
一步步走上国有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岗位、副厅级干部的殷总,最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利,用九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巨款购买了一套质量低劣的制冷设备,毫不吝啬地将广大职工辛勤劳动换来的40万元血汗钱拱手交给了个体经营者。
南京新联机械厂是一个拥有4700名职工、13。5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从1997年起仅两年时间就滑到了破产的边缘!
1998年的一天,南京新联机械厂的一名干部带着一个女人突然来到自己原材料供货单位“红宝丽”公司,指着这个女人介绍:“这是上海东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张总,今后我们厂要的保温板,全部从张总这里进货,你们要想做我们的生意,就将货物先提供给她。”
国有企业简直就是傻瓜,他们“宁买贵的,不要对的”。为此,新联厂每进一吨保温板就要多支出4000-5000元钱。
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傻,而是掌管着厂长兼党委书记大权的邱祥林太傻了;也不是党委书记傻,而是因为“东友”公司总经理张剑寒太漂亮、太迷人、太销魂了。厂长兼党委书记的邱祥林,在接受了张剑寒提供的高质量的性服务之后,能不鬼使神差地任其摆布吗?
美人张剑寒精心提供的性服务,实现了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目的。她在一年多时间里,仅保温板一项就赚了760万元!
对于这桩买卖,邱祥林也很高兴,他不仅享受了张剑寒提供的优质性服务,而且还能用12万元的回扣,去购买更多品种的性服务。
性贿赂,足球场上响黑哨
20年来,一直试图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总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徘徊,从甲A到中超,本该公平公正的足球场上,黑哨从来就没有断过。2004年的罢赛风波,更是让中国足球走到了悬崖边上。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刚刚开始不久,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关系就蒙上了“性贿赂”的阴影,后来更是发展为一定规则,接受性贿赂甚至成为不少裁判到赛地后的“主要业余爱好”。
俱乐部对裁判安排请吃、洗桑拿以及唱卡拉OK、找三陪小姐等接待项目,几乎是必须安排的。不少裁判在各赛区都有自己专门的“小蜜”,甚至有裁判把 “小蜜”公然带到赛场,比赛结束后再一同坐专车返回宾馆。一些地方足协负责接待的人员手里往往还有这些三陪小姐的联系方法,以便在得知相应裁判要来执法的消息后,提前数天“预约”。
一位俱乐部人士曾经与某裁判兴之所至聊起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名裁判很是炫耀地对各地性交易场所作了详细的比较。对绝大多数俱乐部来说,为官员和裁判支付高额性服务“小费”,恐怕也是接待费中的一个大项。
1997年以后,由于意识到联赛种种幕后交易的恶性发展,中国足协也制定了若干内部条例,其中就包括对裁判涉足色情场所的纪律约束,并且明文规定裁判到赛区不能参加洗桑拿和唱卡拉OK等活动。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杜绝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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