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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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但毕竟保护了弱势阶层，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了再起的机会，使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美国因此变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说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由此产生的。�但是，这套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样庞大的福利体系不仅需要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经营。老百姓要容忍这些官僚阶层操纵自己的生活。第二，保护弱势阶层，如果走得太极端，就等于取消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成了保护软弱和无能。�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的国民总收入。最穷的20％只挣得5％的国民总收入。美国人不得不缴纳高额的税金来维持各种福利计划。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1975年，失业率达9％，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接近7％的水平上。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美国的生活水平落在西欧和日本之后。1970年代末的“民调”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野蛮反叛文明（3）

如果说大萧条是对“硬美国”的致命一击、催生了“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的话，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对“软美国”的审判。这一审判，促发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使共和党逐渐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主宰。里根公开嘲笑那些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分的福利培养了人们对福利的依赖，不愿意出来工作，不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因为能够领取福利，单身母亲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无疑鼓励了婚外生育。而婚外出生和单亲的孩子，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的双亲家庭的孩子。同时，进步主义的理念对罪犯过于宽容，把犯罪行为归结于不良的社会影响，似乎犯罪是社会而非个人的责任。特别是由于黑人犯罪率高，一些人由于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有负疚感，对罪犯就更加心慈手软。结果，在1930－1950年代的低犯罪率社会演化为1960年代的高犯罪率社会。以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目计，1960年为1126次，1965年为1516次，1970年为2747次。与此同时，监狱人口由1960年的212000跌到1970年的196000。也就是说，犯罪的人越多，进监狱的人越少。罪犯可以逍遥法外。人们走在街上也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里根革命的主旨，是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走开，拒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官僚来主宰社会，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创造性。自此以后，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民主党人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8年，也是因为他接受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采取亲企业的经济政策，消除财政赤字，限制无条件的福利，严厉对付犯罪。所以人们说他和尼克松相反，“讲话像民主党，做事像共和党”。布什接任后，就更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解构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特别是他连任成功后，直接拿“社会保险”开刀，目标直指“新政”的核心遗产。�值得注意的是，自里根以来，虽然保守主义已经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二十余年，但这一保守主义仍然被媒体称之为“反叛”。能够如此，一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是基层社会对统治美国的官僚精英的“起义”；一是因为“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理念几乎已经把一个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野蛮国度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文明社会。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文明的挑战，多少带着些野性。�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这一草根社会的反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公元前431年，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发表了《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在这篇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传世名作中，伯里克利斯特别强调雅典民主所培养的公民品德：“我们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于奢华；我们培育知识，却不伤于柔弱。”他敏锐地觉察到，在与蛮性十足的斯巴达进行的殊死一斗的时刻，文明的雅典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如何不被奢华和柔弱所腐蚀。�这一洞见，几乎预示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每当一个民族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后，都会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腐蚀，最后被相对野蛮的民族征服。雅典最后在伯罗奔尼撒之战败在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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