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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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呢？他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重要。于是，他在三月二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一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包惠僧回忆录》，一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蒋介石屈居程潜之下，作为一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三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四月十四日才打点行装启程，二十一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五月二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蒋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笔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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