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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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对国民党五项要求之后，指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能够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则中共中央愿作出四项保证，这便是毛泽东的“四五方案”。中共中央的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引自延安《新中华报》第三二九期。

这份电报，是中共纲领性的文件。

当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当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拉开帷幕，一场激烈的格斗便开始了。这次会议，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对日关系；二是国共关系。“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会议在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果真，国民党内各派纷纷登台亮相。“久违”了的汪精卫上台了。他成了右翼头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宋庆龄、何香凝则是左翼首领，她们力主“联共抗日”。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重提西安事变时和张学良一起提出的“八项主张”。他说：“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蒋介石呢？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等突然构乱”，是“凌乱纪纲”。他向“到会各同志”分发了“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为之捉刀。陈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录》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地写及《西安半月记》的出版内幕，照录于下：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说。“我也这么想。你试说毛病在哪里？”力子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的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尽管蒋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然而西安事变毕竟深刻影响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表示如果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在声明中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在蒋介石的言论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

不论怎么说，总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战——虽然还有个前提，即“超过忍耐限度”。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一大成果，一大贡献，一大胜利。至于如何对待共产党，争论益发白热化。大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希冀“根绝赤祸”，而“赤祸”当然指的是中共。不过，细细推敲这《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可以发觉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军队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组织。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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