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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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旗下导演阵容强大，而签约的男女演员达到130个。这个时期，“邵氏”真可谓要人有人，要奖得奖，名利双收，人财两旺。

邵逸夫或许也被这种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意识深处有了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正准备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接替邹文怀的新任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大跌眼镜。陈铜民说：“六先生（”邵氏“员工常称邵逸夫”六先生“、”六老板“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

陈铜民的话乍听起来，像是蛮有道理，活人给自己造铜像，邵逸夫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自铸铜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活人给自己照相可以，画像也可以，塑像怎么就不可以？照片、画、铜像都是艺术品，怎么能说是自己咒自己呢？无非是给后人留个长久点的纪念罢了，这当然有点儿自己宣扬自己的意思。问题在于陈铜民把这个意思点破了，好像不赞成老板这样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陈铜民的意见。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尴尬又别扭。

后来，邵逸夫的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从1969年开始，“邵氏”出现衰微的迹象，旗下艺员纷纷跳槽，人才接二连三地流失。虽然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大导演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头，比如大导演胡金铨、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体制决定的。“邵氏”属于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长化管理，邵逸夫是这个电影王国的“国王”，他的意见便是圣旨。无论他多么开明，都无法消除这种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数口太精”（算盘打得紧）。

有一次，“邵氏”剧组在外拍片，剧务签了一张采购单，要领20元钱去买100个生煎馒头，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对，他清楚记得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还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

还有一次，岳枫执导一部电影，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数口有多精。

那是程刚执导影片《神刀》。据说程刚是向邹文怀举报李翰祥密谋背叛“邵氏”的人。之后他获得邵逸夫的重用，将他提升为导演开拍《神刀》。该片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也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

外人可能对此弄不明白，多赚钱难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吗？其实错了。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虽然票房增加3万，程刚的薪水未必增加3万，但他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关于邵逸夫数口太精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人心涣散，“众叛亲离”。

邹文怀一直被认为是邵逸夫的心腹红人，外界甚至讥讽他与邵逸夫长期以来“狼狈为奸”。的确，邵逸夫与邹文怀曾经互相倚重，共同创造了邵氏公司的数度辉煌。邹文怀被邵逸夫授予极大的权力，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

但是，自从1969年，一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之后，邹文怀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认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于是拉拢一帮朋友，竖起一杆大旗，创立了嘉禾影业公司，公开与“邵氏”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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