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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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叶利钦没能让他们有更多的面包和黄油，为了以示庆祝，人民拿出积蓄买了很多圣诞树点缀上彩灯，在这个动荡贫穷的国家，满大街的“波罗乃茨”车顶上都捆着圣诞树回家，地铁站里很多喝醉的人高喊着新领袖普京的名字，普希金广场上搞了隆重的圣诞活动——但一看就知道缺钱，因为桌上的火鸡很小很小，像只麻雀。

我住的“青年公寓”也搞了活动，每人发了一杯伏特加酒，来自乌克兰的大娘说了一串听不懂的祝贺词后，场面就乱了，很多人开始抢酒喝，很多人喝了就痛哭流涕，房东送了我一顶帽子，我当时感谢了他，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离开时才知道这暗中已被收费了10美金。

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学发生大火，烧死很多学生。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过圣诞，感觉不好，房东老打呼噜，而且磨牙，隔着墙我也分分钟听得见，圣诞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买的，醉后以头撞墙，用中俄两种语言大骂他的前妻。我有点怕，一夜紧握从国内带去的水果刀。

2000年圣诞，我在香港。那时候张国荣还没有从文华酒店往下跳，那时候香港正开始从金融风暴中渐渐呼吸，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还敢大吃特吃火鸡。

香港圣诞的气氛很浓，这个弹丸之地的人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像“职业动物”一样活着，受着老板、资本家的压榨，心理很扭曲，所以圣诞节成为一个发泄的机会。

首先是购物，铜锣湾的“SOGO”、“时代广场”成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举着信用卡把天堂变成屠场，购物是一种心态，在香港，在圣诞节的香港，购物其实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成为对残酷生活的一种报复。那天在“时代广场”见着了刘嘉玲，戴着墨镜，拎着大包小包，身后的马仔拎着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这样疯狂的购物大潮里，没人会理会一个明星，何况她当时还没有出演让人很过瘾的《无间道》。不久，《东周刊》就爆出刘嘉玲那起受虐裸照事件。

圣诞真美好，香港好残酷。

我们住的酒店在平民区，酒店有个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都来唱诗，样子很温馨，有趣的是，他们的唱腔中太重粤语味儿。我问一个小孩，喜欢圣诞还是喜欢春节，他说：“春节好老土哦……”

2002年圣诞，我在丽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栈，怎么听都像“冰激凌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庞大的人群把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变得糟糕无比，这一年的圣诞，丽江已变得满目疮痍。有个来自北方的退休老干部艺术团住在我们客栈里，天天唱二人转，老男老女眉目传情，自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样子却狰狞得吓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栈老板娘端来一盆绝对古老的铜火盆让我烤手，并且送了几个芋儿埋在炭灰里，那是能永远记住的温暖，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择中，钟声响起的时候，剥开芋儿吃了一口，觉得人生变得很简单。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1）

人的一生其实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别是居住，要还是猴子，找棵大树找个山洞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还没被雷电烧成熟食或被剑齿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时候被一部片子感动得泪流满面——《聂耳》，由赵丹主演的这部片子有一个情节：被革命和爱情双重驱动的男主角，于一个静谧的夜中把脑袋伸出上海的某处小阁楼天窗外，拎着小提琴（那时很小资地叫它“梵阿铃”）开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阁楼、梵阿铃、静谧的夜、细雨如丝、澎湃的年轻音乐家——我发誓，当时我决心拥有这样一处小阁楼，总之它给我的感觉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着还未成功（但必将成功）的爱情与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后我才想通，上海滩那些个小阁楼非常潮湿非常容易得关节炎非常肮脏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袭击，而且把头伸出阁楼天窗外拉梵阿铃不现实，革命与爱情还没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脚水就会泼将过来。

大学报到那天我很激动，不仅因为我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体寝室里与众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尽情打麻将。大学宿舍，虽然多么“象牙”的一个称呼。

但寝室里良莠不齐，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机被老大扇掉门牙，后是老三另立山头向老大叫板，然后大家在一个闷骚躁动的夏天后开始找女朋友，我们那著名的团结的健康向上的316寝室名存实亡。大三那会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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