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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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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冯钟璞去接。我们在清华门口等着,忽听见有人问:“是六姨吗?”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姑娘,觉得这可能是钟璞。我们当年分别时,钟越还是个小儿童,钟璞还是个小姑娘,现在,长这么大了。钟璞其实也不认识我们了,只是看见这两个人穿的是解放区的破棉袄,就试着叫了一声,就把我们接到了。她引着我们走进清华园,一路上热情地问长问短,把我们接到了家。

三姐的这个女儿,聪明过人,修养很好,真是个才女,多年以后成长为著名的作家,笔名宗璞。她一直对我很好,有事儿常和我商量,到现在还给我订健康杂志。逢年过节,我们总要相聚。她的丈夫蔡仲德是位学者,建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前几年因癌症去世了。现在,她的女儿冯珏很孝顺母亲,有时也陪着她来和我相聚。钟越后来成长为科学家,是我国飞机强度专家,也是开创者,在歼8、歼9等多种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光荣册。他长年在黄土高原工作,到北京时,也来看望我。可惜五十一岁就病逝了。三姐的大女儿钟琏在西南联大读的外语系,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没结束时就去世了。三姐的大儿子钟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从军抗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役,后去美国,留在了那边,成为工业锅炉专家。近年常回国,每次也都来看我。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2)

钟璞在清华门口接我们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饭。芝生兄在学问上是一代宗师,但平常话不多。那天却问了我们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很有兴致。后来,三姐三姐夫又进城来看我们,在前门大街请我和一达吃烧麦。在饭馆里,旁人都看着奇怪:一对衣衫整齐的文化人夫妇,怎么跟一对穿着解放服、腰里扎着皮带的土八路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后,我和一达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带着儿子延风、女儿乔乔,去清华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原单位的人,邓泽、张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门,来看我们,还在那儿高兴地玩,跳舞什么的。在清华三姐家住着时,梁思成先生听芝生兄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就要跟我们见面,约了时间到三姐家来。我们知道梁思成是一个搞建筑的大专家,一见面,却是一个特别平易的知识分子,说话客气得很。梁思成问我们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房子,可是我们只知道毛主席住窑洞,答不上来,弄得他挺失望的。我们多年在陕北钻窑洞,显得很土。那时三姐家有一个电冰箱,我看着特别新鲜。当时北京城里没什么电冰箱,清华园里也只有这一个。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来的,后来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我们还在城里白米斜街3号住过。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当时,我们住前院,闻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后院。芝生兄和闻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闻一多被暗杀后,清华大学不再给他夫人提供住宅,冯友兰就邀她带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带着我,穿过狭窄的侧夹道,去后院看望闻太太。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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