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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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刚生了孩子没几天的产妇,背着孩子走。爬一个大山坡时,没轮到她坐车,走不动了。她丈夫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便用一条绳子兜在她腰上,在前边拉着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爬坡。有的单位有马匹,就照顾有孩子的同志,安排驮筐,驮着孩子和行李。有一段黄河岸边的小路,路很窄,还很滑,路边是大陡坡,下面就是大河。一匹马走过这里时,蹄子一打滑,跪了下去。它背上驮筐里的一个孩子就掉了出来,谁都来不及拦着,孩子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所有同志都大声惊呼,却毫无办法,只能紧紧拽住孩子的父母,眼见着一团黄尘,越滚越远,越滚越小,最后滚到黄河里,溅起一朵小浪花,孩子就没了。
我那匹马比较老,我一骑上去,它就走得很慢,我便一路步行。刘竞雄呢,高度近视,看不见路,又不爱骑马,就拉着我一起步行,我负责帮她看着脚下的路。我们每天一边走,一边聊,聊了十四天,聊了很多很多。竞雄同志人很厚道,待人亲切,对我就像对她的朋友似的。记得她说,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总说“任均是学生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单纯得很”。
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常鼓励我,一遇见我,就像看见个不错的孩子似的,笑眯眯地,边说“任均”,边冲我竖大拇指。他待人很亲切,很诚恳,有求必应。不光是在延安,进城后也一直这样。进城后,安子文是领导,不像在延安那样经常遇见,所以曾经好多年没有联系。50年代末在北京,有一次我为点儿事情去中组部找他,他不在,我就给传达室写下了姓名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找我,高兴地说好久没见了,热情地跟我约时间,让我去他那儿。去了后,他还像在延安那样亲切待人。聊了一会儿,他就痛快地问我什么事情。我讲了后,他说,你怎么不早来?然后很热情地帮我解决了问题。
我跟刘竞雄一同去晋西北的路上,她的警卫员和保姆有时闹矛盾。晚上住下来后,她就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还让我也参加。我就坐在一边儿,听她的警卫员和保姆说理,听不太懂。那一路上,吃什么,住哪里,我都不用管,都是由她的警卫员到老乡家安排。到了一个地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让我住哪儿我就住。我那时候对钱没概念,身上也没一分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到哪儿我都是吃完就走,睡醒就走,花了多少钱,是公家花的还是私人花的,我都不知道,都是刘竞雄的警卫员去跟老乡结算。就这样,走了十四天,中间还连人带牲口一起坐船过了黄河,到了晋西北贺龙同志那儿,在晋绥军区平剧院跟一达会合了。这么多年来,我在心中一直非常感谢安子文夫妇对我的照顾,我常常念他们的好。
在晋绥那儿,一次出门路上,我遇见江青迎面走来。心里奇怪,她没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在陕北?我说:“江青同志也来了?”她说:“任均你也在这儿啊?”然后问了几句生活、孩子,打着哈哈走过去了。1947年12月,一达奉命带团去陕北米脂杨家沟给中央演出,还到前方给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过几天也将带着大儿子延风随后赶去。一达率团到杨家沟后,江青派人给他送来些奶粉,还写来封短信,说,听说任均要带着孩子来,送些奶粉给孩子吃。那时在战争环境里,生活很艰苦,连吃到小米饭都不容易了。大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碴子粥,很难消化,好多人都肠胃出了问题。我只能想方设法,尽量让孩子吃得好点儿,增加营养。那样时候,能看着孩子吃到奶粉,我挺高兴。后来“*”,江青可能没想起我。她知道我是维世的六姨母,要是想起我来,或许我也够呛了。或者,她是觉得我对她不构成威胁。在延安时,她一直挺客气的,我虽然不喜欢她,对她一直敬而远之,但像她来参加我们婚礼、给孩子送奶粉这点儿好,我还是念的。真想不到,这个人后来能有那么大的野心,能跟几乎所有熟人结仇,把大家都当敌人;能跟些造反派混在一起,荒唐地祸害中国近十年;能使用巴结她的造反派们,无情地整人近十年;能要了维世和那么多人的命,成了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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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最惊险的一次行军,是胡宗南退出延安后,1948年我们回延安过黄河那次。当时,贺龙同志已经回到延安,调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批人也回延安去。我们在山西那边儿,走到黄河边一个船码头,知道了去延安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在那儿坐摆渡直接过黄河到对岸,然后走好几天旱路,才能到延安;再一种是坐船沿黄河水路,顺流而下一整天,到另一个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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