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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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铅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得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开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担任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杂家》一稿，请阅处。

罗竹风“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问，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引者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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