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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掌叫绝。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

她的大胆更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欧战爆发，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去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一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5）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她又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画素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地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便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25英镑，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件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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