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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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今后的哪一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诱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岁的年份,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四十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的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陆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问他,他说,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看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1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设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的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的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因为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的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巡、房地产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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