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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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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手术步骤,老师也认为我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承担手术了。

领导看我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忙问:怎么回事?急成这样。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手术过程,包括怎么发现出现了差错,自己又怎么处理的。领导听完,沉吟片刻,安慰我说:“既然没对病人造成不良后果,心里就不要再背包袱了。每一位医生的成长,每开展一项新的手术,都需要一个过程。你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下午我又赶到翟大夫的住处,向她详细叙述了手术经过。翟大夫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曾经遇到,我的处理非常得当,不会影响病人预后。后来,这位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没有任何不适感觉,术后7天就痊愈出院了。

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病人没找麻烦,领导没有批评,老师没有责备。但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里,我常常以此事警醒自己:我们医生面对的是病人,当病人踏进医院之时,他们的生命与健康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对我们医生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但对具体的病人而言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终生痛苦。为此,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业务知识,苦练技术本领,每逢给病人手术,都特别小心,慎之又慎。当我离开医生岗位后,回想从前,我为自己从此再未出现过手术差错感到无比欣慰。

疯狂年代的遗憾(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误诊误治的病例。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是个疯狂的年代。

它令我遗憾,令我难忘。

主人公是一个女社员,二十六岁,家住辽宁东部山区。1972年秋,县革委会派到农村的学大寨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病人。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看不见自己的脚,已不能行走,因无钱医治,只能在家躺在炕上。工作队了解到她家是贫下中农,她爱人又是下乡知识青年,马上采取积极措施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因是县革委会工作队送来的病人,县医院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会诊,因病人既往健康,没有任何病史,腹部极度膨胀,张力很大,肝、脾均触诊不清,又因当时没有B超,其他检查也很有限,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初步诊断不外是两个病,一个是卵巢囊肿,一个是肝硬化腹水。如果是前者,可以手术切除,彻底治愈。当时大家都希望是前者,特别是工作队和刚上任的县医院院长,他们都希望干出点成绩来。院长不是医务人员,心里没底,就又组织了一次全院各科室医务人员的大型会诊。

会上有争论,意见不一致,明确支持肝硬化诊断的当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科主任,一个就是我。

我当时是医大毕业第五个年头,是遵照毛主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来到县医院的。我考虑病人肝硬化的主要依据是肝功不好,浓碘+++,射浊、锌浊都高。

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年轻医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但也没有太多的保守思想,所以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只认准一个门——肝硬化。当时国内有名的消化专家李教授正在县医院带学生实习。医院请她会诊,她看完病人后说:“无论是卵巢囊肿,还是肝硬化,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肚子的。诊断,我还是倾向肝硬化。”当时工作队和院长都不甘心肝硬化这个诊断,又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会诊。有内科、妇科和部分外科医生参加,目的是说服支持肝硬化诊断的人支持卵巢囊肿诊断。妇科主任和部分外科医生明确诊断卵巢囊肿,发言慷慨激昂,很被工作队看好,明显受到亲近。工作队态度十分明确,发言说:“病人确实肝功能不好,但不一定就是肝硬化,贫下中农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能一样吗?肝功能化验能正常吗?医大专家说是肝硬化,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她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和贫下中农有感情吗?”最后演变成同意卵巢囊肿手术治疗的就是对贫下中农有感情,是积极的、进步的。同意肝硬化腹水诊断的就是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的,是保守的、落后的。内科主任的发言也不太坚定了,我呢?干脆没敢发言。此次会议,基本定调,一定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手术切除大瘤子。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当晚他们在腹部切了个小口探查,探查的结果非常“如人意”,是卵巢囊肿!却不知这个探查结果铸成了以后的大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探查的,真是鬼使神差,可当时他们那兴奋劲就别提了。第二天召开术前讨论会,吸收内科部分人员参加。会上宣布:经手术探查,病人诊断卵巢囊肿,决定手术切除这个估计一百斤左右的大瘤子,世界罕见,可以放一个大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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