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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边际贡献。相反，商旅贾人则被贬为钻营小人，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的雕虫小技，这些职业长期以来为贤达士大夫所不齿。由此可见，科举造成的人才配置的严重失当应对中华文明的由盛转衰负相当大的责任。

再回到公务员热这个话题。联系到上面这个故事，仔细想来，我们就很难乐观起来。我的看法是，大学生争相从政，可能意味着类似的人才配置的扭曲。

虽然政府提供的服务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的活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政府的活动通常不直接增加整个“蛋糕”的规模，而是“社会蛋糕”的消费者。政府的行为模式对一国经济增长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主要不是靠全社会优秀人才向公务部门的集中，而是依靠政治体制的转变。

很容易想象，社会最好的人才选择进入政府部门还是成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对于创造财富的意义是有明显不同的。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律师不可谓不聪明，但反而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由于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因此我相信，如果政府部门集中了过多的社会优秀人才也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总结起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可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这样几个负面影响。首先，如果一定时期人才的规模一定，公务员热意味着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才会相应减少；其次，高收入支撑起来的公务员热需要税率的提升来维持，这将导致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再次，人才向政府的转移会减少推动技术进步的智力投入。这几方面是我对公务员热所怀有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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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能否更幸福？（1）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不过，对于用幸福指数取而代之的建议，我是有所保留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并非完美，国内生产总值多少和社会福利高低也不能划等号。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是钱和幸福的关系：　有钱人可能烦恼更多；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不能买到所有东西。大家也都知道，资源、环境成本都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里。还有一点大家较少提到，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反映出收入分配。同样是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是所有人平均占有，也可以是极少部分人占有，而这两种情况显然是存在极大区别的。此外，国内生产总值高低与就业人数多少也不是一回事。创造同样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可以差别很大。

因为存在这些缺陷，国内生产总值是否就应该被弃而不用？我们都知道刀具有时会割伤手指，甚至也被用作凶器，但没有人建议禁止刀具的使用。刀具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会产生坏的结果，这取决于使用刀具的意图，以及是否正确使用了刀具。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如此。国内生产总值就是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生产物质财富的多寡，设计它的人并没有奢望它能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资源环境的浪费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至于现实中人们将用国内生产总值全能化，用它来代表一切，导致各种问题，错误不在国内生产总值本身，错在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它，就像没有正确使用刀具伤到自己或别人一样。

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均非常重视国内生产总值，但这并不必然就会带来与中国类似的问题。我们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是从成熟经济体引进的。1992年以前我们一直是用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又称东方体系）来核算国民经济，此后才转向西方市场经济体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国内生产总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否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综合指标和一国社会经济中出现多少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有关联的话，那也是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核算体系后，社会经济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因为SNA比MPS更合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采用同样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中国产生了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有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拿国内生产总值挂帅的体制。激励经济学表明，当我们拥有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只用一个指标来作为激励标准时，通常就会带来扭曲。计件工资能够提高效率，但对于一些行业就行不通。据说雇人采摘草莓时，不会完全将报酬与采摘量挂钩。因为采摘草莓时，用力稍大，草莓就会较快腐烂。同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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