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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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得寸进尺而“为长恶”。在杨广和天下竭尽全力解决边关民族问题之际，杨玄感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东征高句丽的大局趁机起兵发难，实在缺乏基础和条件。作为贵族隋朝的高层杨玄感自私的认为杨广二征高句丽，会像第一次一样失败并“陷身绝域”，是代隋称帝的大好时机，因而野心勃勃趁机叛乱。杨玄感起兵后，尽管开初响应者不少而且还有比较多的文武官员的子弟，但是大部分响应的农民仅仅是因为黎阳周围的人们太想从那遥遥无期的徭役中解脱出来，像后来杨玄感围攻洛阳不成后进军关中时就很少有人响应了，因为接近关中帝都的人们生活还没有到要造反的地步；至于很多文臣武将的子弟投降杨玄感也是杨玄感家族势力的影响以及杨玄感起兵是宣称的杨广“陷身绝域”所造成的。起兵时间稍微长一点之后就很难得到人心的支持了，朝请大夫兼治书侍御史游元，当时就坚决反对，并如实指出：“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游元的话指出了杨玄感起兵谋反的实质让他恼羞成怒，最后杀害了游元。

其次是杨玄感策略的失误，杨玄感起兵时先是以百姓思乱，谬言征辽水军元帅来护儿延误军期而反隋，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但他做出来的行动却是**裸的代隋称帝的叛乱，自相矛盾的同时很快就很快会失去军心和民心。

再者当时隋军实力强大，政治凝聚力还是比较强的，杨广在当时还是拥有极大的威望以及统治力。从总体上讲，杨玄感叛军与隋军的军力相差悬殊，杨玄感虽趁征辽之役隋军几十万万主力军在辽东之际起兵并拉起叛军十来万，但是真正意义上根本不是可能赢得叛乱的胜利。

最后一点就是杨玄感是一个好将领，但绝不是一个好统帅。作为一个有野心的贵族，谋反这一大事杨玄感开初虽取得一些胜利，杨玄感却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骄傲自满，其实这只是他在勇武方面比较强悍罢了而。获得内史舍人韦福用后，更委为心腹，军旅之事不再专任李密。可韦福嗣只是因战被执，“原非同盟，实怀观望”，每设筹画定策，“皆持两端”。故李密言“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建议斩杀韦福嗣，可杨玄感根本不听。待隋朝援军赶至，韦福嗣竟逃归洛阳，后为隋将宇文述车裂焚尸。

虽然杨玄感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却直接导致了二征高句丽的失败，朝廷的威信进一步降低，而大隋上层的内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大隋在经历了两次辽东惨败和杨玄感造反后，衰败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墙倒众人推，余杭刘元进起兵，东海彭孝才聚众为盗，宋子贤、向海明、杜伏威、辅公佑、苗海潮等大小二十余伙农民队伍纷纷扰动一方，河间赵万海、平原高士达都悍然立国，一向软弱的百姓们突然都暴戾起来，一个个争相干这株连九族的买卖。

第七十八章　三征高丽

按理来说镇压叛乱稳定国内应该成了隋朝和杨广的中心工作了，但杨广两次东征高丽的已经骑虎难下，杨广和大隋都无法承受两次败于高句丽这样一个小小属国的严重政治后果，帝国和作为帝国主人的杨广都必须用一场胜利来及时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霸主威严。于是在大业十年（614）二月，杨广硬着头皮第三次发动了征辽战争。

大业十年（614）元旦，没有回京的杨广是在高阳（今河北定县）行在所度过。这年元旦，百济又遣使朝贡，杨广接见了其使者并再约以夹击高句丽之事。二月初三，杨广诏百官商讨再伐高句丽，全体官员竟沉默了数日。因为对于被他们连征两次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高丽国他们不想放弃征服它的机会，然而群臣知道杨玄感叛乱虽已平定，但国内“群盗所在皆满”，局势已乱，征辽闹得天怒人怨，百官明知安抚国内动乱才是当务之急，可是杨广驻跸高阳对高句丽志在必取之举，群臣们只好沉默。

而后，杨广下了一道的诏书，以皇帝的身份对前面几次的征辽事宜做出总结，诏书称“往年出车问罪，将庙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昏凶，罔识成败，高颎愎恨，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尊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

诏书中杨广对于为征辽事业献身于辽东的文武将士表达了惋惜悲悯之情。同时派人收葬弃于荒野的隋征辽士兵骸骨，设立道场祭坛超度死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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