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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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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

孔子仁者爱人(2)

孔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误农时”,这也为了“爱人”。在孔子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小百姓每年要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劳役,而且农忙时节也要服劳役。这样,严重影响了耕播和收获,给千家万户造成了损失。孔子并不反对服劳役,但反对在农民大忙的时候抽走劳动力,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做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劳役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是在对苦难中的百姓起保护作用,维护着百姓的实际利益,在为百姓讲话,抑制统治者的贪欲。这个主张意在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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