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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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访，却言梁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梁启超回答说：“欲之，然难得妥当人。”谁知，友人是何惠珍所托之人，前来说媒，甚至说“已誓不嫁”，只等梁启超的回应，让梁启超甚感为难。

其后不久，一西人宴请梁启超，梁启超到后发现，此人原来是惠珍的老师，于是请何惠珍代为翻译。席中，梁启超与何惠珍畅谈良久，大论中国女学、儿童教育，却都不提及二人之事。何惠珍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使得梁启超也苦于应付。面对如此优秀、有抱负的女子，梁启超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爱慕之情溢于言表。论及倡办女学时，何惠珍款款深情的望着梁启超说：“他日先生维新大业成功后，不要忘记我。若是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到来。我心中只有先生一人。”握手告别以后，梁启超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乃至终夜失眠。

徘徊中，梁启超鼓足勇气，给妻子李惠仙写了一封长信，道及自己与惠珍的认识经过和爱恋经历，诉说自己的苦郁，言昔日“因惠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一全国；若更因惠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但自己与惠仙虽离多聚少，然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定然不会拒之而逃，况且自己提倡女权，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决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可是，信中梁启超对何惠珍的感情让李惠仙看出了自己丈夫的压抑与痛苦，知书达礼的李惠仙决定玉成这件婚姻，提笔复书梁启超。然则梁启超见书后感到妻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听到妻子拟禀请于父亲，大吃一惊，速回复书信一封，言“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人岂能谅我？”自己只是“每接见西人，翻译者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

不久，梁启超接到上海来电，促其速归，于是匆匆返回日本。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发乎情，至乎礼而已”。后来，梁启超作诗数首来咏述这段开放自由的爱情：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还有一首是说自己若能成功后，一定与其携手共办女学：

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

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

武装勤王运动

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以后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成立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结果东南半壁江山，赖以保全。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发动武装勤王运动。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满人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二者中间又产生了矛盾。此时，梁启超提出推举光绪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没能够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给起义埋下失败的隐患。

尽管梁启超在檀香山频繁活动，事务繁忙，可是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他不得不为此极力奔走，大造革命舆论。

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热情赞扬革命，鼓动社会。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底下，梁启超针对此种状况提出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没有引起康有为的重视，最终酿造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 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方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

澳门总会的拖沓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曾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随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在信中梁建议设一总理，总持各事，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一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为了起义的需要，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桂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唐才常回国后，也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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