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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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梁启超的观点也引起了胡适等的反对，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要“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情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西方“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是一时的病态心理。然而胡适没有彻底明白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始终对西方文明持赞扬的态度，他反对的是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做法观念，而不是西方文明，就如这样的比方：西方社会“在物质的组织下，全社会就像一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摆在那苦痛真说不尽。”

梁启超、胡适等在关于西方文化文体上数度争论，掀起了一股热潮。随后，针对“科学万能与否”的问题，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孙伏园、陈独秀、任叔通等大批名人参战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宏伟的空前大规模的论战。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对“科学万能梦”的质疑，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他认为，欧洲人作了一个科学万能的大梦，满以为黄金世界指日可待，可是在战争中，甚至科学影子也不见了，心境无限凄惶失望。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做了关于人生观的讲演。4月12日，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向张君励发起进攻。随后，张、丁你来我往，胡适等人也不时参与其中，一时热闹非常。张君励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中国人民应该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丁文江则批评张君励被“玄学鬼”迷住了，指出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在知识领域是万能的，但这并不能成为“科学对战争负责”的借口，最后得出，中国需要“科学神”。

二者的争论激烈尖锐，因为身份的不同产生了不同见解，为了规范他们的论战，作为他们的老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提出了论战基本规则，“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于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第二，我希望措辞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使得论战激烈不失诚挚，在一团和气而又热烈中进行着。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破除迷信，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五四人却又树立了新的迷信、新的偶像，对科学盲目崇拜就成为其中之一。他们把科学当作神灵供奉，当作标签随意乱贴，却不允许有任何人对科学略发微辞。“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然而，梁启超却作出了公然挑战“新偶像”的行动，使得“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被胡适等指责为“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胡适和其他批评者又一次误解了梁启超。

胡适等的批论使得社会上开始怀疑梁启超这位国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逐渐减弱。然而梁启超掀起的这两次论战风波，尽管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却让人们对新思想及哲学、科学的浓厚兴趣逐渐浓厚，使得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国民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

反对专政，争取民主宪政，使中国走向民主轨道时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梦想，可是似乎老天喜爱和他开玩笑，捉弄他，他每次的主张都触礁碰壁，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则自他旅欧归来后，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开始总结30多年来人权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齐心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戊戌维新依靠清廷皇帝失败了，而且依靠袁世凯等军阀的路也走错了，梁启超开始“使役自己的舌头和笔头”作了国###动的马前卒，渴盼真正的国###动出现。

国内军阀林立，横行无忌，战乱不断，给国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为　了改变人民命运，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梁启超设想开展“国###动”，以期能够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当中。梁启超为了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不顾重病缠身，日夜忙碌，为“国###动”指引正确的方向。他在《主张国###动制宪之理由》中指出：“质而言之，则国###动制宪者，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讲习会’”。梁启超尽管脱离官场政坛，但他依然为国###动奔走不息，希望用自己最后的时光来为拯救国家进行最后一搏。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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