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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他藏在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出现各种说法，似乎元首乘坐潜水艇到达了某个荒岛，并且在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有人甚至在某个偏远的修道院见到过他。另外有人相信，在阿根廷的某处见到过他。如此说来，斯大林给了希特勒多年来半神话式的阴间存在。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残酷的罗曼史”，使德国和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和苦难，就这样结束了。  
红色厂长（1）
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是骑兵出身，对生产一窍不通。我父亲是总工程师。 在经历了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艰难困苦之后，基辅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 在1923年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客轮“科尔措夫”号绕过内战时期被炸毁、还没有修复的铁路桥灰色的花岗岩骨架，驶向基辅。左舷绵延的是切尔托罗伊岛和特鲁哈诺夫岛的浅滩。微风带来了被太阳晒热的红藤的芳香。城市的侧影从甲板上看得很清楚：教堂金色的圆顶，公园浓密的树冠，城市下游波多一带工厂的烟筒等。轮船放慢了速度，船头调转成逆流方向。我们慢慢接近白码头——基辅港的客运码头。 我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栈桥上。他身穿一套奶油色茧绸西服，戴同样质地的帽子。我们分别的这段时间里，父亲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好多了，显得气派了。他的知识和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再也不用靠做鞋子和煮肥皂养家糊口了，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技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位置上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当时生产农业机械和制糖设备的一家大型企业。 轮船很快便靠岸了。栈桥上放下来一条宽阔的跳板。父亲挤着穿过旅客人群，飞快地朝我们走来。久别之后的妈妈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所以我似乎再也等不着轮到我的时候。这不，父亲抱起我，亲吻着，烟草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子，精心修剪的黑色小胡子扎着我。搬运工拿着我们的东西——藤条箱，盒子，木板箱子和包袱等。 我们走上了码头前一个宽阔的、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车夫们在这里排成队。在一批久经风雨的四轮轻便马车之中，有几辆非常雅致的马车。虽然经过了革命，内战，破坏以及德国人、斯克罗帕斯基黑特曼、彼得留拉、白军，波兰人、红军等在基辅多次更迭的当局实施的没收，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车座上端坐着身穿深绿色坎肩，头戴同色绒布高筒大礼帽，身材结实的车夫们。稍远处，旅客们在跟马车夫讨价还价。壮硕的马匹、带铁钩的平板车可以把大件行李送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货物用帆布盖着，用绳子捆扎好，不论天气多么糟，都会安全地送到主人手里。我们的行李不多，也被装到这个的平板车上。父亲把地址给了车夫，那人立刻就赶了车上路走了。妈妈急了： “他不会连同我们的行李一起消失吧？” “这不可能，”父亲安慰她说，“车夫们都是自尊的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正派的人。因内战而破产的农村里，每个人都是看见什么就拿什么，父亲的无所顾忌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城市里，还有不骗不偷靠得住的人？于是我想起来了，父母亲给我讲过革命前的彼得堡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父亲解释说，这是工厂的马车。马厩、马匹和马车是从“布尔什维克”工厂前任主人——捷克资本家格列特和克里瓦涅科——那里得来的。马车夫伊万叔叔从车座上下来了，他非常客气，周到同时自尊。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在马厩里总是一呆就好几个小时，帮着他照看那些马。来接我们的马车车身是黑色，闪闪发亮，描着金色小花饰，有橡胶轮子红色辐条，缎子枕头，两个闪闪发亮的红铜电石灯。伊万叔叔帮妈妈在后座坐定，然后把我安置在妈妈对面的折叠小椅子上。 马车沿着鹅卵石马路平稳、静静地走着，一面在富有弹性的弹簧上舒舒服服地摇来晃去。橡胶马蹄铁使得几乎听不见马儿跑起来的声音。伊万叔叔嘴里不停地喊着，时不时地对行人喊道： “闪…开…了！” 现在似乎很难相信，我童年时代城市里个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依然是为人类服务了数千年的马！直到三十年代初，基辅才有了出租汽车，而马车夫跟卡车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战前。 我们走上了符拉基米尔小山的陡坡，来到了克列夏季克。太阳已经偏了西，照亮着大街的左侧。这里的人衣着十分讲究。人行道上咖啡馆的小桌旁，人们随意坐着，呷着冰镇饮料。古罗斯风格的中央市场本萨拉布卡周围的人更多了。西瓜和甜瓜堆到了马路上，到处是贩售水果的摊点，卖冰激凌的棚子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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