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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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只酒杯。贝利亚当时客气至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他对嫌疑人说道，“看看您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些什么呀？您怎么会是特务呢？这真是胡说八道……” 马伊斯基对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认定，这是斯大林总管的又一个狡猾的圈套。他想，如果说自己不是特务的话，一定会挨打的。 “不，拉夫列基·巴甫洛维奇，我是特务，英国人召募了我，这是真的……” “您别说这些傻话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根本不是什么特务。这是他们在诬陷。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挑拨离间者会得到惩罚。而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家了。” 马伊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在考验人，并且马上就会开始嘲笑他？ 一个军官走进办公室，将嫌疑人进牢房之前收走的衣服物品放在他的面前。 贝利亚将马伊斯基让进卧室换衣服。 “这样了，”贝利亚向马伊斯基伸出手来说，“请您宽宏大量，原谅吧，这是个误会。车下面在等着您……送一送。”他对军官吩咐了一句。 在斯大林死后和贝利亚被捕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贝利亚将自己打扮成揭发者，指控自己手下人滥用职权，越权，残酷对待人犯。为了推脱自己，他匆忙逮捕并枪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柳明和其他刽子手。 但是，当时，为了捏造“莫洛托夫英国特务案”，马伊斯基和波莉娜却是有用的。从马伊斯基讲述的贝利亚主持的审问中，大约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情景： 莫洛托夫似乎在其1942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被英国人召募。当时巴甫洛夫担任他的翻译。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安全军官。他们乘坐临时改装的苏制远程轰炸机先飞抵苏格兰北部，然后换乘夜间专列快车从格拉斯哥到达伦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代表团的代号为“布朗先生使团”，安东尼·艾登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也由他陪伴客人抵达英国首都。莫洛托夫与艾登一样，各有一节高级车厢。车厢里，除了部长专用的宽敞包间之外，还有翻译和警卫的单间卧房。深夜，艾登带着自己的翻译来到莫洛托夫的车厢。他敲了敲人民委员的门，门开了，他们二人走了进去。 当时，我们国家有一条严格规定：任何人，甚至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至少有一名，最好是两名苏联“证人”在场方可与外国人进行谈判。这种“证人”一般由翻译充任。但是，当时莫洛托夫却跟艾登及其翻译单独呆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只能是“串通”。这个情况当时即被随从中的某人记录了下来。在某个时刻，相应的报告一直放在贝利亚的文件中。现在，它成为“证据”，即就在当天夜里艾登召募了莫洛托夫，使后者成为英国军情局最有价值的谍报员。正是当夜在夜行快车里进行的那场谈话的“机密性质”，可以解释为何莫洛托夫严重违反了斯大林有关不得与外国人单独相处的严格规定。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在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新时代》杂志（1）
一个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亲自批准。 “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恐惧，他担心上百万到过西欧的苏军官兵们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发动起义。 斯大林再次开始逮捕、迫害，将国家再次置于残酷恐怖与极端排外的窒息氛围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译和编辑的挑选已经完成，我们开始准备出版《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决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但我的法文知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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