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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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