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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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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