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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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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