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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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伎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对于周围的知识者,当鲁迅无所期待,以致憎恶起来的时候,最后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战斗的意气更加健旺。这在学者看来,简直近于变态。他评价刘半农,章太炎,都是从战斗的方面加以总结的,呼唤的是战士之魂。他写化厉鬼复仇的女吊,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他写猛兽猛禽,自然界伟美的壮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周扬之流的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不绝的鞭扑,虽然使他受伤,但也使他保持了伟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坚苦卓绝的战斗。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战士来说,无论如何是悲壮的,残酷的。
在两次大病之间,鲁迅写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遗嘱,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遗嘱如此燃烧着激越的情感,作为一位临终者,有谁竟如此地与他的怨敌缠斗不休的呢?其中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当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惟有斗争赢来这一切;但当斗争也被迫中止的时候,惟靠斗争的渴望补偿这一切。
1。“国家”与“民族”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华北五省相继发起“自治运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政府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苏区,以期尽早剿灭共产党及其他异己势力。但是,迫于国内舆论和国际政治的压力,蒋介石随后不得不改变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义,将权力迅速集中起来,进一步巩固个人在全党全国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以致达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权力巅峰状态。
共产国际和苏联极力遏制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化,“武装保卫苏联”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共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则更多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明显地,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为“统一战线”问题确立了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从总的倾向看来,宣言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向和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立场。影响到中国左翼文坛,则有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大力张扬,以及后来的解散左联等系列组织性行为的发生。
毛泽东坚持他在党内的独立路线,一面抵制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和“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一面挑战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中心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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