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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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这么热了，要偷也偷个毛巾被啊！”何小兵说。

“不是我盖，给它用。”刘全把棉被塞到底鼓里，底鼓里已经塞了一张褥子，刘全觉得鼓声还不够浑厚，“这回低音就好听了。”

刘全是何小兵在公车上碰见的，当时刘全刚从老家到北京，背着一大包鼓槌，塞得鼓鼓囊囊，也没拉拉锁，上了公共汽车，正好站在何小兵边上。

“进这么多鼓槌，是卖吗？”因为和音乐有关系，何小兵和刘全搭话。

“不卖，自己用。”刘全说。

“用得过来吗？”何小兵问。

“慢慢用，都是我自己车的，不要钱。”

刘全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车工，十八岁技校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已经有四年工龄了。他说多年后，计算他工龄的时候，也将只有四年，因为从现在起，他要在北京做一名鼓手。刘全的鼓龄已经十五年了，当初学鼓，是因为他比同龄人高一大截，胖好几圈，只有他能背起低音鼓，便被选入学校的鼓号队。开始刘全还不乐意，他觉得不能因为自己发育得好就得担负比同龄人重得多的担子，如果非要在学校里干点儿和音乐沾边的事儿，他宁愿参加民乐队，因为那样能轻省许多，书包里背把笛子就行了。音乐老师来做他的工作，说利益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利益，一种是集体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要服从于后者，只有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还承诺为此将多给刘全三朵小红花。那时的刘全是个单纯的孩子，痛快地答应了老师，每天早出晚归，跟着鼓号队排练，承担起市长、外宾来学校视察时的迎宾工作，一敲就是四年。到了六年级，别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刘全还那么高，也瘦了，成了同龄人中最瘦小的孩子，他问老师，这回该找别人背低音鼓了吧，但他的打鼓水平无人能及，老师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黄继光、董存瑞能为祖国牺牲，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母校背鼓？听到这里，刘全说，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瘦小的身影继续出现在鼓号队的最前排。后来，刘全上了初中，音乐老师是个摇滚迷，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乐队，让刘全打鼓，并教给刘全一些架子鼓技巧，初中毕业，乐队散了，刘全喜欢上摇滚。因为把别人看书的时间用来打鼓了，刘全的文化课全耽误了，中考完进了技校，继续学打鼓，三年后成为了一名车工，刘全仍不忘打鼓。很多人不知道厂长是谁，但都知道刘全，一说起他就是：噢，就是那个头发挺长、鼓打得不错的小车工。后来刘全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鼓手——全市会打鼓的也没几个人。可工厂里一年也用不上刘全打一次鼓，工友们觉得刘全在这儿无用武之地，就撺掇他去北京：到那儿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恰好刘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辞了职。当然，在离开车间前，刘全找了点儿木料，偷偷给自己车了一百副鼓槌，背着它们来了北京。刘全说，用坏了这些鼓槌，如果还在北京混不出来，他就回老家，做一个属于那里的人。

认识刘全没过多久，刘全带来一个主唱，叫安威，南方人，刘全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地下通道抱着一把吉他，面前摆了一个纸箱，里面盛着零钱。刘全听他唱得不错，就上前攀谈，聊得很投机。最后，刘全说，你来给我们当主唱吧，安威说，没问题，你们那儿能睡觉吗，我今天刚到北京。

安威打小就爱唱歌，六岁的时候进了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进了少年合唱团，邻居叔叔阿姨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唱歌真好听！这句话夸赞了他也限制了他，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干别的了，就得唱歌，初中毕业后考上本省艺校，连续两年在省里的歌唱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第三年，安威没有参加，他觉得继续比下去，依然会是第一名，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去北京，那里才是真正唱歌的地方。父亲劝他说，宁当兵头，不当将尾，唱歌好的都在北京呢！安威不服，你们怎么知道我去了北京就只能当将尾啊，我要当将头，正因为唱得好的都在北京，所以我更得去。于是安威从小镇出发了，先坐了一段汽车，又换火车，最后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安威看着北京站前穿梭的人流和车流，感慨起来：北京的人真多啊！可是这么多人，谁愿意听我唱歌呢？安威下定决心，忘记自己是省里的第一名，在这里，他要从零开始。

以前演出的时候，都是何小兵和严宽轮流唱，两人虽然不跑调，但听不出来唱得有多好。如果他俩参加安威那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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