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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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因噎废食”的愚蠢行为。他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煤窑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小盐场也应该开放。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他甚至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上书，第151—350页。

还必须指出，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上阐明反冒进的思想，是同他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反冒进紧密相联的，并且进一步拓宽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正是对这一根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在这一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没有完成，两翼不能超前发展。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9月所强调的，“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难以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是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一五”时期，周恩来从“一化三改”两个方面阐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深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他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点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1955年下半年以来，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贯彻实行，但它却是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被党的十四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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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传达《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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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页。简言之就是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也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包括民主党派和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从上下关系看，既包括中央的积极性，也包括地方的积极性；从民族关系看，既包括汉族的积极性，也包括少数民族的积极性。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以上思想，并且强调不仅要调动国内的积极因素，而且要调动国际的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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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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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由于工人集中在城市，农民居住在乡村，工农关系在地域上表现为城乡关系。由于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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