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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疤痕》

获奖演说

韩东的诗歌简约而精粹。他的小说承传了这一品质，并延伸了他的写作理想。他通过对陈旧传统的自我断裂，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他的小说意韵深长，读之却极为平淡；他的语言干净、节制，却显得过于单纯。这些特点，经常使他优秀的文学气质不经意地淹没于时代的喧嚣之中。二OO三年度出版的《扎根》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在这部绵密而沉静的作品中，历史和记忆，现实和虚构，小事和大时代，轻与重，经由韩东不动声色的叙述，呈现出了另一种异端的面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读出一种内在的震撼，但没有足够耐心的人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

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新京报》，感谢传媒，感谢各位评委。

文学写作的前提是自由，这自由不仅指思想自由、书写自由，也应包括出版、传播和批评奖励的自由。传媒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今天有目共睹，它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有助于打破体制的传统垄断，形成良性的多元化格局。世间无善，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学亦如此。在各种文学活动中绝对的善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相对平衡。传媒就是这样的一种平衡手段，参与文学评奖不仅新鲜，也显得意义非凡。我尤其注意到“华语文学大奖”的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无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干扰，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开明、一种与时代相称的果敢。

至于我本人因小说《扎根》获得年度小说家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我因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单元的提名。我曾说过，我愿意被多次提名而不是真正的获奖，这与我写作的性质很相称。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一种“半明半暗”的处境下，这是多年的写作生活教给我的一种自我保护。过分压抑了，写作会变得灰暗，丧失信心。而过于张扬则容易导致浮夸，以至沦为社会名流。我说过，中国作家“富”不起也“穷”不起，任何极端的状况都会导致他们精力涣散，最终受损的是写作本身。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深感由此带来的对写作的伤害。同时我也目睹了很多“富人”，目睹他们如何地“富裕”起来了，情形同样不容乐观。抛开其他因素不论（社会的、体制的、风尚和才能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素质，其信念、专注、意志、心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想大而化之地谈论当代汉语文学或者小说的意义、得失和大势格局。我想强调的只是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它必定是与具体的写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若有值得称道的汉语文学，它的兴衰成败是和这样的几个人或一批人息息相关的。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这“穷困”既有气氛上的压抑、体制的排斥和人为的疏离、隔绝，也有并非比喻的生活上的贫困。这次获奖对于我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大有帮助。它给了我需要的荣誉，激励了“士气”。同时也有物质性的奖励———两万元奖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缺乏市场不愿屈从于各种势力的人而言有着切实的生存价值。因此我的感激是尤甚的，也是真实的，不完全是礼节性的客套。

我不免想到那些与我的处境相似的写作者。在此我呼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更多地向这些人敞开，关注他们的写作与存在。自然，这个奖的目的并非是“扶贫济困”，但也许它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果敢、更具特点和风格。这个奖新鲜如婴儿，应与当代汉语文学的新鲜力量一同成长，甚至一同遭遇非议和诋毁。它的权威性应该落实于遮蔽的现在和隐约的未来之中，而不是辉煌的往昔。与其锦上添花，不如虚席以待———我这么认为。

最后，我想谈谈《扎根》。我因这本小说获奖，但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名至实归。除了偶然性在起作用，还有评委们对我写作的特殊信任。时下的小说风尚比较的恣意无忌，作家们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以及雄心，在显露才华和能量的同时其技术方式难免粗糙，语言迟钝暧昧，叙述上不着边际。这些都是盲目追求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我将《扎根》的获奖看成是对当代汉语小说自觉意识的一种肯定，落实到个人，就是对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的一种认可。《扎根》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本小说，它的思辨和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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