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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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因为互市，他们不会从直接的商品交易中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但在这么多年和汉人的交往中，卜石兔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有商就有钱，何况借他的道，对方自然会送给他一份大礼。

卜石兔派来的联络人是一个叫塔克利特的蒙古人，看着眼前的塔克利特，陈海平心中感慨又起。这个塔克利特明明是个纯种的蒙古人，穿着打扮也是蒙古人的，但一举一动却怎么看怎么都有五分汉人百姓的模样。

在现今所有的蒙古部落中，土默特部是最特殊的，尤其是以归化城所在的丰州滩这一带的蒙古部落为最。

在人文上，长城是一条界限，长城外是游牧区，长城内是农耕区。实际上，长城不仅是人文的界限，也是自然的界限，是湿润区和干旱区的界限。

湿润区就是农耕区，干旱区就是游牧区。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是天时地利对南北自然的分野。

不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都不可能是永远的，正如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使人类突破了地域藩篱的限制，文明的演化也渐渐模糊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界限。

正德以来，朝政日益败坏。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深居宫苑，长期不过问朝政。内阁成员之间为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互相攻讦，腐败贿赂盛行于举朝上下。

政治黑暗直接导致军政混乱颓废，各镇将领吞扣军饷，假冒军功，私役兵士现象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面临蒙古骑兵侵寇时，有的边地大将公行贿赂以图侥幸；还有一些边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前程，欺上瞒下，杀良冒功。嘉靖三十六年，蒙古骑兵侵入雁门，宣大总督杨顺恐失律当坐，遂令总兵残杀避祸的百姓，最后竟然无事。

边将的腐败无能又引发了边兵叛乱和逃亡。守边兵士私相通交蒙古，竟至“虏代军了望，军代虏牧马”的境地。当时边垣工役的繁重任务都落到守垣兵士身上，再加上将帅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守城兵士难以维持生计，被逼无奈，只好逃往关外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大同兵变，兵士斩杀将领逃出关外。逃出关外之后，这些兵士的生活出现分化。有的沦为板升蒙古贵族控制下的耕牧民，有的却从事间谍和非法私贸易。

在此之前，就有大批汉民为生计所迫逃入关外，自愿成为蒙古贵族的奴隶。

丰州滩的地理位置和条件极好，它北枕巍峨起伏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可通北部丰美的草原；南临波涛滚滚的黄河水，与鄂尔多斯高原隔河相望；东依连绵起伏的蛮汗山，可谓京西锁匙；西连河套，为西进甘宁之门户；它坐落于黄河、大黑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地形平坦，灌溉便利。

因为汉民的大量到来，渐渐形成了很多被称为“板升”的定居城镇，土默特部的生存形态遂由此开始逐渐向定居农耕转化。

定居农耕的生活自然要比居无定所的游牧好的多。因为板升的出现，在以后的抢掠时，蒙古铁骑不仅抢物，也抢人，尤其是有各种技能的人。此外，俺答汗还积极采取收容政策，贴出召告，悬书穹庐外，曰：“举人诸生幸临者，我厚遇之，与富等。”

板升最初是由白莲教头目萧芹、王得道、乔源、丘富等人在俺答控制的丰州滩地区开辟出来的农耕聚落，他们把丰州滩作为了对抗明帝国的根据地。

因为萧芹等人的加入，蒙古铁骑对关内的抢掠愈加惨烈，同时他们潜回关内，鼓动乡人出关，有的甚至把整个村子的人都给弄出了关。

凡此种种，至嘉靖末年，板升地区散住的汉民以多达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徒一万余人，蒙古二千余人。

汉民多了，管理不易，俺答汗采取以汉人治汉人的办法，大小板升地方的汉人以强雄者统领，然后他们统领这些汉人的强雄者。

在这些汉人的强雄者中，以吕鹤、赵全、李自馨、王廷辅、杨通等为最。历史上，尽管这些人对关内百姓为祸甚烈，但客观上，也是他们打下了第一块蒙汉融和的基石。

隆庆四年底，以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为契机，明蒙之间结束了长达二百年的敌对战争状态，达成封贡协议，明蒙边疆得以休兵息战，奠定了大同和丰州滩地区由军事战争前沿转向边疆商贸汇聚中心的基础。

经过五十余年的和平，在丰州滩地区，胡汉杂处，已经不分彼此，汉人似胡，胡人似汉。

陈海平看这件事的角度自然与任何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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