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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作者：佚名

第1节：序

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读熊丙奇《体制迷墙》

陈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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