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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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