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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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统治者似乎一直在有目的,但是也有限度的打压着儒生士绅阶层,不过西北人似乎还有种说法,这位统治者比较‘佞佛’‘佞道’,而不太亲近儒生,据说这是因为由儒生组成的‘东林党人’和‘复社党人’曾勾结叛逆,试图刺杀于他。这种说法如果能够证实,对我们未来的传教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如果他一直崇信中土的佛道,而不亲近天主、基督的话。这真的让人担心”
石明楷摇摇头,道:“担心或者不担心,为基督传教的事情总要去做,不是吗?
西北统治者让人骨子里感到恐惧,你不觉得吗?西北对外表现出来的侵略性,以及他们毫不掩饰的霸道与铁血,显然是深受统治者的影响。你不觉得,西北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义烈英雄气质吗?质朴厚重,慷慨沉雄,仿佛来自远古。这种英雄之气,我想,必是西北统治者所赋予的。这种英雄之气,若为西北统治者之前驱,必然是他国的灾难,用〈孟子〉里的话形容,就是‘沛然莫能御之’
我的伙伴,你知道吗?强大的统治者,绝不会在乎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力量。顺从统治者的意志,才是我们在西北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感觉,西北统治者的举措都是在以邻为壑,祸水外引。他在不停的对外扩张中,将内部潜藏的祸端隐患,一点点地疏导引流向外。他甚至于不惜将‘分封’这种,在中土历史上多次被证明了的,很容易引发大帝国内乱甚至崩溃的封爵制度重新拾起,稍加改良,就打着复古的旗号,有条件的逐步推广施行开来。我看,这是因为以他们现有的力量,还不可能完美掌控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地区,用中土先贤的话来说,就是‘鞭长莫及’。在那些远离腹心、远离中枢的偏远地区,他们必然依赖分封的贵族来统治地方臣民。”
两名传教士的探讨,肆无忌惮的谈论西北的最高统治者,彼此对话都是以义大利亚的方言,倒也不虞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先期到西北治下传教和做官的那些西洋传教士,已经在信件中提到,西北官方还是有些人懂得拉丁语的,尽管数量很少,两名传教士这时当然会谨慎一点,只用义大利亚南方的方言交谈。
“西北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很喜欢财货,不过——想要让世界上掌握着权力的人不爱财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当权者的他有着更大更远的目标。
西北现有的局面,听说是在战乱之后近乎于废墟一般的情形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期间还经过多次血腥清洗。或许这才是关键,这才是西北得以撇开儒学、儒生,另起炉灶,‘重辟鸿蒙’的关键。”
罗务禄在一大堆义大利亚方言中,夹杂了一个中土汉人的词语‘重辟鸿蒙’。不过,他用中土官话说的这个词,哪怕是中土帝国的京畿人士也未必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义大利亚腔调的中土官话,谁能轻易听得懂呢?也许只有最熟悉他的石明楷,能够知道他想表述的意思。
两名教士谈了一会,石明楷仍继续记录他的膝上笔记,而罗务禄则在一旁乘凉,当然他说这是‘先睹为快’,话说石明楷的一手花体字还是非常漂亮的,让人欣赏起来有着一种愉悦之感。
“西北似与中土他处有所不同,此地的‘佃工户’——不是佃户——每年可领到口粮、花红,每月还有工钱、赏钱可拿,一如作坊的‘雇工人’或者是这里人说的‘长工’、‘短工’,他们不是佃田耕作的‘佃户’,而是纯粹出卖劳力和农艺技能来维持生计的‘佣工’。西北出现这种状况,似乎是因为这里的人口不足,劳力短缺,虽然中土帝国的人丁绝对是非常之多。马耕、牛耕以及各种农具都因为人口不足而在西北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石明楷在膝头上如斯记录着,这是他踏上西北土地以来,从形形色色的各种路人角色那里,从听到的各种情况中,整理归纳出来的一种看法,至于这看法是对是错,还有待于以后的验证。
“听说西北有很多大农庄、大牧场,渭北数万顷官地就全部由一个大银庄‘包租’。
我还听说,西北地方,散在的自耕农户、中小地主,也很有不少。这些人大部分是获得了军功爵的军人家庭,而且他们为了与大农庄相抗衡,多半加入了某种合伙联营形式的农庄,是自耕农户与中小地主的合伙经营,通常雇佣着一些管庄头目和雇工人。
听说在这种农庄干活的佣工,‘东家’们会定期发给口粮、工钱,也有‘花红’,我想这应该是某种赢利分成;据说农忙的时候,干活好的人,能拿到东家的赏钱;这种合伙农庄,合伙人也可能同时就是管庄头目和雇工人,据说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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