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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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观仁宗处政,宽仁有余,却少明断,无定志。计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有人攻击其一辄易之,若是互相攻击便两罢之。无论人才之黜陟,还是国政之兴革,均辄兴辄止,不能始终。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后之下,养成的心性怯退,无果毅之故。若论处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卫希颜点头,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时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续十几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说道:“观仁宗一朝,对外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唯一的庆历新政,仅历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告中止,盖因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庆历新政时,范文正公、富郑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三大要,而其失败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员。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使王荆公为首的新党绕过了最难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变革?执法者便是一群贪官奸吏,使变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终还是失败在吏治上。
“论神宗变法意志之坚,比仁宗强出何止几倍,然在太后和旧党势力的反对下,仍不敢坚持到底。由此可见,将国事系于人君的意志,无论是仁宗这样的仁厚之君,还是神宗这样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这等无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说的这话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无论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为新政坚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国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续下去。
“而建炎新政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声音道,“因为时和势。时者,时局;势者,势力。因为吾辈处在一个危亡的时局,必须锐意进取,不能固守不变。故一切不合时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这就是‘时’。而新政得以成功,还在于有‘势’力保推行。其推行关键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样是清除贪腐官吏,严明考核,触及的利益者庞大,但吾辈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语声铮然道,“皇帝是在两府和台谏的坚定下而放弃动摇。可以说,没有两府和台谏的强势,没有报纸民意的声势,建炎新政绝无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个词,“礼制、报纸、法律、教育!——抑制皇权,这四者缺一不可。”
众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谓礼制?”名可秀诠释道,“一为仁政,爱民;二为君礼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句君礼臣忠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主应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拿忠来侍奉君主。孔子认为这个“忠”,是以“勿欺”“犯颜直谏”为事君原则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谄上的媚忠,助纣为虐的恶忠。而大宋儒臣们理解更进一步,认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职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说的“忠”,又进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对“忠君”做了精辟的论断,说:“忠者,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尽己而为。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认可。“唯道理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于道在忠于君之上。
“礼制之三,为祖宗定下的国体和执政之体制。”名可秀继续道,“其一,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国体;其二,宰执主政、门下审覆、台谏监察之政体。——君使臣以礼,亦当遵循此二礼。”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听到这里心眼都明亮了。这等于是给限制皇权套上了“礼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该无为,这是祖宗体制,人君若践踏这个体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当然不是造反,废君却是可能的。相信任何一个皇帝在有“废君”之权的威胁下,都不敢任意妄为,掠夺宰执权柄。而只要两府相权屹立,皇权就一定会被限制。
“但礼制同样可以被推翻,故不能单恃之,须得有朝外的民意监督。此为第二则,报纸。”名可秀诠释道,“报纸是清议,也是民意。若天下舆论盛行,无论人君,还是人臣,都得忌惮,不敢妄为。这对君、臣,都是制约。故民意自古为朝廷戒惧。报纸便起了上古华表之用,是民意的申张,绝不可废,也不可使之掌于一势力下,必得百花齐放,方不可被人君或人臣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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