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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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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