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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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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