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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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思想敏锐，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思考，善于向他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进行总结，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党对他的信任，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

周扬仍然坚定地主张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他说：“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实践的关系愈密切，文学在大众教育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上就愈有用，它的价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主张文学为革命，为国防，是新载道派，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的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23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和帮助文艺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到战地生活中去锻炼。他说：“今天的问题不是向作家要求作品，而是向作家要求生活。生活是第一义，没有生活的深切的实践，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我所希望于〈战地〉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232页）周扬在这里讲的文艺要为抗战服务，文学要成为教育群众的武器，传达的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值得重视的是，他又提出“生活是第一义”这一现实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同政治第一又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他个人解决不了也无法解决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对于民主作风的提倡，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迈出了新的一步。1939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之一《文艺战线》创刊，周扬担任主编。他在为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一文中强调说，《文艺战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周扬认为，“思想独立的尊严是最值得重视的，真理比什么都更为可贵。”“传统的‘文人相轻’，文坛上的捧与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这些都是曾妨碍了文艺之正当的发展。以后作家间需要建立完全新的关系，彼此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对于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我们要非常耐烦地，细心地去了解，去分析，不要以专挑对方理论上的罅隙为能事，而应以从别人大堆不正确的意见中发现出极小部分的正确，当作自己的喜悦。以摩拳擦掌来对付不同的意见，是极愚劣的办法。”他说，过去文坛上有过许多论战，论战的双方往往并非绝对不相容的两极，论争的意义不应抹杀，但“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横暴的幻影，这个幻影的最后一丝都必须消除。”“杜绝一切宗派思想复萌，促进作家间的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努力的方向。”

9　窑洞灯火（2）

（《周扬文集》第1卷第259、260页）周扬在这里显然是把自己也放了进去的。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1938年12月，周扬写信给朱光潜，诚邀他到延安来任教，1939年5月，又委托由延安返重庆的董必武登门专访，邀请在那里工作的胡风来延安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朱先生接到周扬的来信非常兴奋，可惜此时朱先生已应武大之约赴嘉定执教，他除了致信周扬表示感谢“招邀的厚意”之外，终未能成行。胡风由于过去对周扬心存芥蒂，不愿前去，失去了一次去延安工作的机会。事情尽管未能如周扬所愿，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克服宗派主义、广纳贤才的诚挚努力。他清楚地知道，为政治民主斗争，为文艺界的民主斗争，“这是两位一体的任务。没有民主政治的环境，民主的风气是不能单独的在文艺的国度里养成的。”他欣喜地看到，在延安这块民主政治的天地里，文艺家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和创作思想上的自由是有保证的。他满怀信心要在延安这块政治民主的土地上，努力实践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理想。　评鲁迅、郭沫若　还有一点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周扬改变自己过去对鲁迅研究不够、尊重不够的缺点和错误，开始认真学习鲁迅，高度评价鲁迅，积极宣传鲁迅。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周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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