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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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成绩和问题都与周扬有关。周扬写于这时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表现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针对性、深刻性、丰富性、多面性和包容性。他在连载于1941年7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中说：“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的‘美即生活’的有名公式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有了生活，不一定就能写出作品；作品中写了生活，也还不一定就是好的作品。因为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在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且是在说出关于生活的真理。”他非常赞赏王国维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周扬认为，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体现思想于形象。“有形象，才能够写，才有生气；有思想，才能观察，才有高致。”“高致，在创作家主观上来说，是一种澄清如水，洞察万物的心境。”“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都是能够保持一种心境的平静的。他们用血肉和生活搏战过来，辨识了生活的每根纤维，直探了它的心脏，掌握了生活的全部规律，所以在任何变化面前都能从容自如。”“人愈是生活丰富的，愈能取一定的距离来看生活；愈是情绪饱满的，情绪愈不外露。

真正出色的作家，他不是随意抓到一件什么事就来写，一有感触就发泄无余，他要搜集无数生活的事实，从它们里面提炼出精粹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贯注在它们上面，一直到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为止。记得有个什么作家关于创作过程仿佛曾有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一大堆潮湿的干草垒在那里，里面有火在潜燃着，却烧不出来，尽是在冒烟，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满天通红。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周扬文集》第1卷第327、328页）这些生动深刻精彩的论述表明，周扬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是深深地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的。他的结论是，做一个作家，首先当然要有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而要获取这，就必须付出长期地专一地刻苦地学习的代价。”（同上，第329页）这样的思想认识，同他在鲁艺注重技术的提高是完全一致的。　。　想看书来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近一年之前，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就对文艺界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他说，作家来到延安，“处身在他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有时他觉得生活还远落在他理想后面呢，他停下来，微微觉得失望；有时生活却又实在跑过他前头去了，有一种什么旧的意识的或习惯的力量绊住了，他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生活的不能协调。”（《周扬文集》第1卷第334页）

周扬一方面殷切期望作家们打破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新生活打成一片，解决与根据地这一新的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说：“延安也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象。”“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是他在反对着我们了。”

“小小的意见分歧，习惯不相同，一时的个人心情不好或感情冲动，这些都不应当提到原则的问题上去。”（同上，第336页）他主张作家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去，多体验实际生活，参加一点实际工作，更广泛地、多方面地、深入地从日常生活上去和各种式样的人接触，和他们做知心朋友，是一定会有益处的。至于写什么，则完全是作家的自由。“在题材、样式、手法等等上必须容许最广泛的范围。

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同上，第338页）这样一种广阔宽厚的襟怀，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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