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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驳俞平伯的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的信立即引起了大家的重视。10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迅速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10月24日，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到会的有茅盾、周扬、冯雪峰、王昆仑、吴恩裕、郑振铎、聂绀弩、俞平伯、吴组缃、冯至、舒芜、老舍、钟敬文、启功、蓝翎等60多人。会议气氛是研讨式的，不少人认为李、蓝的文章提出了重要问题，应当展开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但也有人为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辩护，认为不应轻视考据工作。此时的周扬，把对俞平伯《红楼梦》的批判，还是当做学术问题来对待的。吴组缃回忆说：“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吴组缃：《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１９９０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周扬在会上有个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李希凡、蓝翎对《红楼梦》的批判，对之表示最热情的欢迎，对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但也说批判他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要打倒他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是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反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来进行考证，但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考证工作，相反，需要真正科学的考证工作。他提倡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在《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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