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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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因此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章归纳“右派分子”的主要论点是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文章分别就这三点逐条加以驳斥。批驳在许多点上是缺乏根据的。比如“创作自由”，硬说“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自由。”他们所要求的“创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文艺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当前人民的斗争，脱离党的领导”。实际上在许多“右派分子”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与那些更加简单粗暴的批判相比，《大辩论》还算是比较注意说理的，用张光年的话来说可谓“精致的粗暴批判”。比如在暴露黑暗的问题上，文章这样说：“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暴露黑暗的。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文学就应当既歌颂光明又暴露黑暗，就应当描写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凡是足以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的现象，都应当加以批评和揭露。官僚主义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我们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是反对无冲突论的。问题是从什么立场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评。我们的作家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真正分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不要有闻必录甚至幸灾乐祸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读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我们的作品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错误，当然也可以描写失败和牺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些意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可以成立的，有道理的。再如文章对有些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而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自由”时这样说：“压力总是不好受的。但我们也要加以分析。不讲道理的、粗暴的批评，对创作是有害的。这种压力应当反对。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评，包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某些作家认为这也是压力。但这种‘压力’，我们是不应当反对的。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评判。而无论是赞扬或者指摘都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需要健全的社会舆论，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评的勇气。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重视别人的意见，欢迎批评。”这些话语心平气和，循循善诱，现在读来也还是颇具说服力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文章的终极目标乃是期望解放文艺生产力。毛泽东在这一年５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周扬这篇文章，说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赞成，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所加写的很长的一段话就在这一部分中，他在那段话中说这场斗争“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并热切期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可谓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文章最后说：“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造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文章号召文艺工作者顽强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国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伟大遗产学习，以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高度的勇气，打破成规，大胆创造，敢于革新，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这样一些基本精神，这样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当是《大辩论》值得人们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8）

《大辩论》是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文艺界诸多领导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同志的集体创作，周扬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不应当视为完全是周扬个人的作品。可以说，《大辩论》是党中央对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理论总结，周扬是这个总结的代言人。他因此在当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再一次强有力地确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无可比拟的权威地位，也因此在30多年后随着“右派分子”的彻底平反而承受了不应完全由他承受的骂名。　周扬在反右斗争中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平心而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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