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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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的确存在纳粹精神的话，加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它怎样在一个德国人的心里扎根，怎样指导他的行为的范本。1933年纳粹上台时刚满18岁，已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从海德堡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他中断了在当时很有个人前景的化学领域的追求，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或许当时他真的对国社党的宗旨怀有信仰。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那个年代竟然存在过如此多的理想主义，共产国际、十月革命、阿姆斯特丹运动、纳粹主义。它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人们跟从它，我们必须提及信仰这个词，它起了关键作用。

只要考量这样一个事实，即纳粹帝国为何恰好在加兰先生这一代人涉世未深的青春期时崛起，在他们的事业巅峰期走过盛年，又在这些信徒接触到更多的真相，因而开始怀疑原先的信仰时轰然崩塌？它恰恰占据了一个人最美好的时段。

历史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故事的讲述者则是个体本身。每个生活在纳粹帝国的人都在其中扮演过角色，纳粹信仰也正是在这些角色的活动当中，为德国带来巨变的。这个事实只是很难被人接受罢了。

【原文】

当我行将死去，盘算着该把在狱中写下的笔记交付给谁时，我想到了弗朗茨。时隔多年这位绅士的脸重新显现于我的脑海，带着有节制而开明的微笑。现在我们即将永别，儿子先于父亲死去，我留给他的既没有财富更无荣耀，只是一颗死不悔改的心。在这条他无法苟同的道路上我走到了底，准备承担罪责但毫无愧疚地死去。

这想必得不到包括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人们的宽恕。也正是如此，它会成为这位仁慈的老先生记忆他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方式。我们将被葬在两处——法兰克福或兰斯贝格，家族墓地或战犯坟场，正义或邪恶的两端。这对父子永远走不到一起，这样想着，即将到来的生死之隔就微不足道。

我并不悲戚。我和爸爸的感情比一般父子来得淡漠，死之将至时，我对他的记忆的也断续不明。他是个君子，但不足以担起“父”的权威和教谕。我在少年时就脱离了他的管束，无论在精神还是信仰上都与他背道而驰，促膝谈话总是以他默然走进书房，或我的出走告终。

这样的记忆充满了我的十六七岁，我的人格在那时形成。读大学后，我就不常回到那座有着他温文而谨小慎微的气息的房子里了。爸爸仅仅是我生活上的供养人。

这个中学教师在魏玛时代依靠学识过着体面的生活，我沾过他的光。如果1923年马克贬值时我还太小，那么在那所有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中央供暖的房子里，1929年的金融危机也只是报纸上的文章。幼年的寒暑假，他总是带我四处周游。曼海姆、斯图加特、帕绍，有时远至奥尔登堡。我对那些喧嚣、宁静、秀丽、荒凉的城市记忆犹新，也包括每次旅行时爸爸拍下的风光照给我的陌生感。

爸爸说，当我看着那些直插天空的教堂尖顶的时，他的镜头瞄准的是教堂下姿态各色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我和他最初的不同。他把我归为“神权主义者”，尽管我连教堂都不进，而他这位把公民权利挂在嘴边的社民党人，想必对公知之名深感惬意。

我和他的分歧在那时就无法弥合了。后来我加入青年团，成为国社党员，每年感恩节的团聚都带着危险的意味：一个人道主义者、好心肠的老先生在家里接待一头狼。魏玛式的善无法服庸于原则，那种被爸爸视为豁达开明的软弱使他失去了他在儿子面前的威严，他那个政党也出于同样原因失去了他们亲手缔造的魏玛时代。

爸爸什么时候才懂得自由与放任并非同义词？而他的儿子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又走了很长的路。

今天这条路被视为罪恶之途，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升起魏玛的旗帜（美国狱守的仁慈就是向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传达民主与自由之类的新消息），现在弗朗茨先生脸上想必吹满春风。他等待了多久？从1933年正当盛年，到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和那些被他视为善良的人一样，除了等待还做过什么？他所爱的共和国就是这样输给他所憎恶的帝国的，而我们捍卫过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我脱离父亲——这位知书达理的绅士的教养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当我快要死去，想到如何交代后事时，我仍然想起他。他在年轻时失去所爱的女人，现在要失去唯一的儿子，我不知道这位老鳏夫会度过怎样的晚年。在我小的时候，他一有余暇就陪着我，想用更多的父爱来弥补我先天缺失的母爱。我记得那些明媚的日子，他摺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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