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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徒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登山,是从童年开始的。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被老师带领着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队就是第一名。我就在其中一个小分队负责看管旗帜,结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队将旗第一个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地,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少年时代,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妹回到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北京、锦州。到达辽西山区一个小站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母亲把我们交给列车员,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大伙“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我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可我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看瓜人没有发现我,返回继续酣睡。我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这一次,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旷课、闯祸,一次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甚至还惊动了消防队。
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爆发了。1968年,我应征入伍,成为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
6个月的驾驶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主要负责在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一次在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宿营坐落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结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得,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没有想到,车队彻夜寻找失踪的二班长,以为被逃犯劫持或杀害—附近的劳改场刚刚逃跑两个重刑犯。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这一时期,斯汤达的《红与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纷纷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
1973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
197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
那时的广东,正从昔日人们心目中的“化外之地”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也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改变的早晚。我,就属于被时代的波浪最早打湿衣襟的那批人。
命运的选择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过参加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我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但就在满怀热情的忘我工作中,问题出现了。
1982年春季交易会,东方宾馆。我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外经委主任宴请。宴会上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的外商还两次夸奖“王先生的干练”,我也不免满足了两次小小的虚荣心。
筵席散去,科长却把我拽到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是不是?要注意啊。”科长一席话语重心长。我无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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