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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新上海（1）

当年的南下干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早在1948年，陈云和*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就一再强调，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加强和配备干部力量，去城市搞工业建设。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南下，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摆在新政权领导者面前的首先是物价飞涨，财政紧张，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成为濒于崩溃的烂摊子。顾准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措施，不仅极力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之变成支撑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这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但顾准本人随后在“三反”时期被调离，并在日后成为体制内最著名的反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者。

几乎与税收政策同步，管理者们对这个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三个共生综合体的资本主义堡垒，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而在改造上海期间积累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

与经济领域相比，变化更大的是对社会领域的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有从业执照的娼妓人数在2000人左右，而隐藏地下的则有数万人，比起一夜之间禁绝的“北京模式”，上海则采取了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边收边改，直至最后全部禁绝。与此同时，大量的游民、散民、灾民、难民被吸纳、改造、镇反，所有市民最终都在单位、居委会等组织化的系统中找到自己相应的坐标，而一个自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华洋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社会也逐步被整齐，规制化的新社会所取代。

大上海的“新主人”

离开上海9年后，34岁的顾准重返上海接管这里的财政系统。到三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移交。

旧上海　新上海（2）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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