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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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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