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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序：蝉声嘹唳

莫　言

崔秀哲先生是韩国著名的小说家，能为他的小说集写序，是我的光荣。

本书译者朴明爱女士说：“他不断地追求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写出符合伦理的文字，也不是写出起承转合分明的文章，而是导入一种新的创作技法的意思。”我非常欣赏“文学创作的无政府主义”理念，这意味着挑战权威，离经叛道；也意味着大胆创新，独具一格。而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创新之中。在中国，我相信崔先生会找到许多同意他的文学观，并且也进行了许多大胆实践的同行。我同意崔先生的观点，赞赏崔先生的勇气，但我也可以说：当我拿起笔来时，我就是我自己的文学政府。

崔先生的大部头作品大多还没译成中文，译成中文的也正在出版之中，但仅就收入本书的一部中篇和三部短篇，他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创作个性，便可略见一斑。

崔先生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又多与文学创作有关。这样的环境中的这样的人物，精神变异、白日做梦、想入非非、丧失自我，就不仅仅是艺术的虚构，而是严酷的现实了。这样的人物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身为何物，不知道自己身为何名，深陷在梦幻与恍惚之中，混淆了夜与昼，混淆了醒与梦，混淆了生与死，混淆了己与人，混淆了男与女，混淆了人与物，正是患上了“失忆与变身”这一现代病的典型病例。作者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描写这样的人物的所思所感，发起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追问。这样的追问是文学的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命题。任何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都不会忽略这些问题。

我估计，崔先生的小说，很可能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卡夫卡。但我也相信，只要认真阅读，还是能读出崔秀哲和卡夫卡的区别。卡夫卡小说中的小人物，面对着强大的外界压力，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无奈和逃避，崔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地表现出了追问和探求。卡夫卡的小说是他生存的那个社会从他的身体里压榨出的一杯苦水，而崔先生的小说，则是他生存的社会和他的个人气质混合发酵后酿造出的一壶烈酒。

200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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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秀哲：前言

对我来说，我的小说能在中国出版，实在是荣幸之至。此前我曾两次访问中国，也确信韩国和中国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方面对我晦涩难懂的作品给予了友好的关心，让我深受感动。借此机会谨对中国读者表示莫大的谢意！

对这部小说的评析，我要拜托给中国的评论家以及优秀的作家兼译者——朴明爱。作家总是用文字来说话的，传统规范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有效的，但是为了与读者进一步沟通，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写这部小说时的几个根本立场。

这本书只看几页就可以看出跟传统小说的距离，即不同于那些以单一故事情节为主的一般小说。这里有许多理由，但我是把重点放在主体意识上的。我所关心的不是直接反映世态，而是接近深藏在世态中的内在根源。从大的方面来看我的主体意识对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是痛苦的。这样的痛苦跟丧失自己的整体性，脱离自然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孤独，日复一日的陈腐的日常生活，由此而引发的神经方面的疾病等相关。关心这些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而且在大学里专修法国现代文学。

如前所述，我不会重视现代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其历史性。我要写的是：在一般又平均的状况里发生的、独特的城市人的精神或意识的“事件”，以此达到它与现代生活的互相吻合。所以我特别重视语言本身。简单地说，语言不是给我传送故事，而是用其本身来诊断、分析、治愈意识和精神。虽然在散文里，如果语言持有独立性和象征性，也可以发挥诗一般的效果。

在《蝉》里，主人公得了失忆症，身心不停彷徨的结果是慢慢地变成了一只蝉。在这里也出现了最近在其他小说和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失去记忆和变形的母题（MOTIVE）。这说明，虽然现代人生活在自然科学里，但是却受着想脱离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而忘掉昨天的我们的欲望的折磨。所以在我看来，失去记忆是最能表现现代人意识状态的内心世界的镜子。因为我们被囚禁在越来越小的单位里，所以我们经常体验大大小小的失去记忆的现象。从神话时代以后开始，变形母题就对人类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上看，如果说失去记忆是现代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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