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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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调研的成果体现在这一年6月的《农业六十条》里:允许农民养猪、种菜,经营家庭副业。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
此时,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冯楼村的60多岁农民刘庆兰的创造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为叹服。在困难时期,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进山垦荒,凭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4年内居然开荒种地50余亩,产粮一万余斤,交给生产队近5 000斤,还有现金、牲畜若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200余人的村庄,种地500亩,每年应上交2 100斤粮食,却总不能完成任务。
曾希圣提议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1961年8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4�8%;两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84�4%。此时,安徽省经过调研发现,落实“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284斤,比上年增产38�9%,成效明显。
一些人对此又起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单干”、“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与“责任田”制的冲突,是“一大二公”与农民自主性的冲突。对此,中央的意见并不统一。###借用刘伯承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原本支持“责任田”的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责任田”的性质疑虑重重。在他看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后红线。但包产到户显然远远越过了红线,是“单干”,难道不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吗?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责任田”被批判,因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既没“大炼钢铁”,也没大放“卫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实事求是获得了大地的褒奖。虽然连遭旱灾,但他们在1959年亩产仍高达600斤,1960年高达650斤。按照上级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余粮,每户向国家卖“余粮”3 500斤。他们还把粮食借给周边的村庄,有的曾因为大寨不放“卫星”而嘲讽过大寨,但陈永贵依然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大寨人来说,每年400斤粮食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却已堪称“富裕”。虽然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吃饱,但总算能勉强果腹。
当时的郭凤莲还在武家坪村读小学,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当时郭凤莲正在长身体,有一次干着干着饥饿就上来了,于是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掰了一个玉米,跑到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点堆小火,把玉米塞进去,一会儿就可以吃。还有收核桃的时候,偷偷吃一个半个的,决不敢多吃,因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时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头磨磨嘴唇边,把黑迹磨去。
其实,这样的事在整个童年也不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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