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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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运动的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在*之上，蒋介石一手加强政治控制，一手致力于思想统制工作。他把“三*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在党内，他强调党的纪律，说：“党要我们生，我们就可以生；党要我们死，我们就要去死”；“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党员要有服从性，不能有一点自由”。在党外，宣扬爱国主义，领袖崇拜。1934年，他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将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化。他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对于“公民”，则强调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卓越榜样”，结合儒教传统的“礼义廉耻”教育，使之按照义务行事，遵守社会秩序和集体法规，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仿效纳粹的做法，公开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1940年初发表《中国之命运》，说“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标志着国民党一党*，已经进入它的巅峰状态。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9）

在蒋介石的党化宣传中，爱国主义是一个中心内容。再没有什么语汇比“国家”和“人民”更能够让大家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那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儒家大一统思想，以及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的结合。韦伯说：“国家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的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工具，国家惟有从这些其他价值中取得它自身的价值，而且只有当国家不追求超越它的这个仅仅是辅助性的地位时，它才能保留它的这种价值。”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提倡，只能有利于权力者或最高权力者，因为国家权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终的”价值。但是它不可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唤起他们关于幸福的幻觉，在国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至放弃个*利的追问，和争取这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合法权益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被剥夺了存在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从艰难曲折中走过来的。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是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个西北偏僻的小镇里，刚刚上升至党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并完成了两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抢救运动”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样一种带有首创意义的群众性运动，结合严密的组织措施，把全党全军和个体知识分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中国化了的*主义之中。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阶段。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在阶级论的内容中，增加了比以往更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其爱国主义—*主义时，毛泽东阐述的是*主义，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著作，就叫《新*主义论》。在论著中，他把*主义分为新旧两部分：“旧*主义”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性质，“新*主义”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可谓泾渭分明。这种观点，给历史的阐释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有利于现实政治的操作。但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并不可能像描述的那么明显。这种带有机械论味道的划分，在时间的纵轴上，容易造成对辛亥—五四一段思想文化成果的排拒；而这个时段，正是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启蒙时期。同时，这种划分，也容易从横向拒绝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两种可能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整风文献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被它所辐射的运动，有两个相当复杂的特点：一，对西欧启蒙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理念基本疏离；二，对本土文化资源，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统，乃至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化”一词，就是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1940年代初，出现在延安和重庆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其实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有关的思想在正反方面的展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创立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和莫斯科的中国模仿者完全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村和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两个反差巨大的象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同样也是他的思想文化路线，两者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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