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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

MT5。1。10。5—1，463　卷，第　420—421　页。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

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

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

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

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

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

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

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

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

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

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

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

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

党已经发展了　３０　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

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　１８９４　年和　１８９５　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

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

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

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

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

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

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

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

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

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

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

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

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

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

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

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

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

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

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

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

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

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

发生在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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