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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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

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

疏瀹之，以新新不已。”①不过，由于把“辩证”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梁提

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模式是以宇宙“动力”即主动力和反抗力的更替为基础。

具体地说，欧洲和中国近代的史实是，专制政治的压迫力量引起反抗力以高

涨的社会要求民权为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运动。

由于把历史运动与被认为对它们应负责任的超历史力量的原因联系起

来，梁提出的一种看法是用道德意义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提出了一种自由

的观念，自由被认为是“适应”达尔文斗争性观念的属性。梁明确表示，他

所说的民权并没有西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天赋人权”的意思，而是更接

近于竞争的个人通过他们活力的成功运用而赢得的有效权力。梁声称“权利”

确实是一种“权力”，尽管他坚持这并不使这种政治理想的道德基础无效。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　89　页。

① 梁启超：《说动》，1898　年首次发表，重印，载《饮冰室文集》，2，第　37—40　页。参见张灏：《梁启

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　年》。

这种权力学说似乎是人权的否定，实际上却是人权的完成。②因此，他含蓄地

表明，“权利”是自我的“心力”最大限度地延展到心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

表现。历史上，欧洲古代的自由曾经是贵族强行保有的特权，而现代民主自

由则是通过民众斗争和革命而赢得的。而且，由于个人的心力天生具有相互

吸引的特点，因而总是更趋广泛的“群”的合并，似乎就是进化斗争的自然

结果。梁关于在中国出现“新民”的著名号召，是指符合这同一集体主义方

向的解放了的个人。因此，人类自由的进展，被描述为人的活力的集体力量

向范围日益广大的人的群体的扩展——这一过程在上古时代通过部落之间的

斗争而展现，并预期在遥远的未来，作为人类最弱小的成员即平民和妇女成

功地维护“权利”的结果而达到顶点。

像谭嗣同那样，梁关于历史进程中人的行动的理论，也给了反动势力（如

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以一种肯定的评价——那是激发进步的创造者的反应

活力所必须的。他还断言，精神在斗争中行动的天赋力量本身，通过社会集

群的更高形式的创造，导致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从宇宙的观点看，产生

历史变化的活力显示出像熵的原理那样的某种东西。梁相信，当全世界统治

力量和反抗力量平稳地平衡时，人类平等终将实现。大同将是无差别的——

它的社会表现将是平等地分享权力；它的历史表现将是静态平衡，即历史的

终结。①

和谭嗣同不同，梁启超在　１９０２　年，明确否认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有一

个儒家的核心。他说，“仁”这种品德太柔顺了，不能作为现代国家自我发

展的动力。然而，他同年写的有关历史哲学的明确论述，却仍然植根于关于

进化过程本身的臆说，他的臆说实质上与他人的臆说部分相同。他主张人性

“乃进化之极则，转型之不竭源泉”。当他提出他的“新史”是否基于对社

会群体进化之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承认它们共有的机体说。他认为种族是

“群”的内聚力的主要根源，因此是当代的“群”或民族之间竞争的基础。

不过梁仍然认为，通过文化总的表现而显示出来的“心力”，在各种社会制

度中都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主张史学应通过揭示社会变化方向而服务于国

家，也就是提出一种存在历史目的论的常见主张，这种目的论是学者们凭他

们对于超历史“精神”的直觉而体验到的，超历史“精神”被假定为给予历

史目的论以活力，并支配历史目的论。他主张“主观”在历史著作中的正当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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