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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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作为自然界基础的作用，就形而上学来说，比科学所起的作用重要，是

根本的。后者是西化的：它赞成当代物理学的宇宙模式。前者认为意识与人

类精神相联系，并认为意识在微观方面体现了使整个宇宙运行的相同的种种

力量，因此能够协调地与这种种力量相互影响。后者把意识看作心理过程，

并认为人是纯生物的和社会的有机体，因而否定人类历史能反映本体。前者

使起决定作用的宇宙过程和那些通过激发“新人”精神而能够拯救社会的人

类英雄保持平衡，后者则把个人和政治领域本身看成是由社会学方面的主要

力量所决定的。虽然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和

社会学的进化观念的吸引力，但其现世主义的含义对于还在世的改良主义者

归根到底却是难以接受的。

进化自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更激进的思想家独占的思想。这些人包

括共和主义革命者中的极端主义的边缘部分，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辛亥

革命前不久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美化了历史上伴随革命阶段的制度上的不

稳定性，并使社会革命等同于进步的根本动因。他们也包括　１９１１　年以后出现

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人物，①他们开始创立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派生出来的批判

理论，批判对中国之落后负有责任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的激进主义者

并没有完全抛弃基于传统宇宙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改良思想。但他们对受益于

儒家思想这一点却不肯承认，并以一种对科学的纲领性的接受来加以掩饰，

不仅把科学当作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而且也当作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

法，为抛弃全部传统而辩护。这些激进的偏差累积的结果，将使他们的反对

者把共和政治和社会的消极方面与一种源自西方的非道德的现世的理性主义

干脆等同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家神圣礼法的腐蚀及其为西方所侵害，都能被视为

对所有社会准则的一种世俗的腐蚀。那些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因对精神危机有

深切感触而不禁激动。产生于这种危机的新传统主义最终在以下两种人之间

锻造了一个联盟：从很早阶段就怀疑晚清现代化的人；像梁启超和康有为那

样的初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因非乌托邦的进化论似乎对革命的道德上的衰

① 对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权威研究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退提出了唯一前后一致的解释，而越来越感到沮丧。

不过，在寻求出路中，康、梁和任何其他新传统主义者都没有从大规模

地驳斥进化论的原则入手。在谋求使传统适应于当今需要方面，他们全都以

为传统的确在变。在说明“精粹的”传统价值和其现代文化上的表现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全都利用了儒家－道家宇宙论未曾有分析地区别根

本的“道”和“化”的过程这一事实。不过，他们在哲学上的有机整体的主

张，总是和一种与之相左的对现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相并列。结果，两种

相异的哲学词汇很难共存于新传统主义者的著述中。一种词汇是以动态宇宙

中的社会和价值相互依存的旧的假定为基础；另一种词汇反映了一种新的了

解，即：一方面是现代化作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领

域，另一方面是价值的精神－道德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分离的。“崇尚精神的

东方”和“物质主义的西方”：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文词华丽的口头禅，其广

泛流行要归因于所传递的双重的、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它们对整个宇宙和

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表面上是机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表明两

个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学地或象征性地勾划出一个精神价值必须居

于社会－政治实际之上，并和社会－政治实际分开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时

期的新传统主义的历史，经历了后一内涵逐渐取代前一内涵的过程。

在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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