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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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兰在　３０　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

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

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

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

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

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

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

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　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　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

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

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

受到敌对者的指责。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

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

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

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

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

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间，在日

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

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

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

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　３０　年

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

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

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

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

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

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

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

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

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

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

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

应付　２０　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７　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

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

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

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

四时期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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