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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并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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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979年30岁的中国（2）

上海的理发馆里，此时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服装店和百货商店里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和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南京路到外滩一带的商业区里，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外地人，手表、电视机、自行车一类的高价商品卖得就像家庭必需品那样快。

董鼎山这年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中还特别记录下了中国的美食。大概是吃腻了美国快餐的缘故，董鼎山把中国快餐描绘成又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彼时中国的物价的确是便宜的，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的一份快餐，据他的描写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加上不限量的米饭、馒头，才三元钱。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四元六角。

不过，董鼎山所见的中国餐馆大多是很拥挤的，尽管菜肴便宜，但要找到个空位子却不太容易。在北京，董鼎山就吃了这样一顿饭——在一个回民水饺铺，他必须一看到有空凳子就一把抢来，端到一张已经坐满人的桌子边坐下，否则，他就无法吃到水饺了。

1979年，名厨恢复了他们的地位，而且过去一些有名的饭馆也重新开张了。上海著名的新雅酒楼仍在南京路旧址，但已从过去改名为“广州酒家”专为群众供应普通饭菜的情况下恢复过来了。

在北京，最早的北京烤鸭店全聚德恢复了昔日的光辉，向没完没了的外宾供应它那世界著名的特色烤鸭。在北京烤鸭店，董鼎山一行四人吃了顿全鸭席，共花了12元人民币。坐落在北京和平门路口上的北京烤鸭店七层新楼在这一年的4月25日落成开业，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饭店，建筑面积有15　000平方米，可以同时接待5　000名顾客。北京烤鸭店最初并没有直接使用“全聚德”的金字招牌，不过，到了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鸭店就开始使用“全聚德”这个老字号了。

当然，华侨或者外国人来到中国，也并不仅仅是关心这些民生饮食，他们是来做生意的。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的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还颇有点渊源——当他还是少年时，曾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八年。当年他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从柏林逃到上海时，才13岁。

但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的市场却并不怎么看好。他在1979访华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在布卢门撒尔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他认为，重点必须始终放在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上。但是，布卢门撒尔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日益强调生产消费品和发放生产奖金，而不是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不过，当时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计划处负责人里奇·贝克尔·布斯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都排队去那里”。

日本人也认为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要不了多久，事实就可以证明日本人的判断要比美国人高明多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理事长金森久雄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确实有许多难点，然而在经过若干曲折后正在向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之后，中国经济就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中定下的年增长率8？4％并非不能达成，美国经济学家们是以成熟阶段的本国经济来判断发展初期年轻的经济增长力量。美国人的悲观结论在他看来“太保守了”。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则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中国将走向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对此巴尼特的解释是，1979年的中国正在讨论给予独立的企业单位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也在讨论现实的价格问题，强调物质刺激。巴尼特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同时他注意到，中国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名学生送到非共产党国家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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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1979年30岁的中国（3）

在日本人的笔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长征”。《读卖新闻》甚至派出了一支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访问。看得出彼时日本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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