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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出一个适当的价钱，我想我会接受的。”引号内译文据邱仲潘。——编注在《马耳他之鹰》中，当布里吉德？奥肖内西（Brigid　O�Shaunnessy）告诉萨姆？斯佩德他不可能把她交给警察，因为他爱她时，他说：“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会有人知道么？……也许下个月我就不（爱你）了……然后我会想我被当猴耍了。”此种声音是不会被对道德甚至爱情的抽象吁求所蒙骗的，虽然它经常站在法律这一边，但它过于诚实，以至于无法以通常的理由存在于那里。正如内德？博蒙特Ned　Beaumont：哈米特小说《玻璃钥匙》中类似于黑帮军师的人物，一个嗜好美女、酒精、香烟和赌博的政治投机者。——译注在《玻璃钥匙》（The　Glass　Key）中所说的：“我毫无信念可言。”［22］

有趣的是，哈米特不仅写侦探小说，还写韵文。在他写作侦探小说之前，他在门肯的《聪明组》（Smart　Set）杂志中发表了一个故事和一篇散文，《聪明组》是美国最深奥精妙的“小杂志”little　magazine：刊登试验性文艺作品的非商业性小杂志、同人刊物。——编注，它也刊载詹姆斯？乔伊斯和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尽管哈米特的政治观点一直是左倾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门肯所欣赏的那类作家：他把深刻的怀疑主义引入现实主义叙事中，并剥离了庞德等人所谓“华丽辞藻”（rhetoric）的文学语言，以反抗1890年代唯美主义混沌的“女性化”调子。哈米特与高度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把一个新的感悟力融入流行的冒险故事中去了，从“下面”攻击布尔乔亚文化，而不是从上面。

事实上，哈米特和低俗小说在文化上的地位并不像历史学家通常说的那样低。《黑面具》是门肯和乔治？内森（George　Nathan）为支撑《聪明组》而于1920年创刊的，而它比门肯自己所预想的要更受尊敬（甚至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二十八任（1913—1921）总统。——译注也是它的订户）。《血腥的收获》是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那里的，因为那个时候，肖“上尉”为了提高他麾下那些作家的声望，让他们尝试更长的体裁。哈米特立刻把手稿寄给了以门肯和乔治？内森为重要作者的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并附信说明他过去与《聪明组》的关系。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审读了手稿，她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编辑之一，并是纽约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沙龙的领衔人物。布兰奇立刻认可了哈米特的文学才华，但她同时认为：“小说中出现了太多的杀戮……使人不得不怀疑整个故事。”［23］遵照她的意思，哈米特删去了小说中的两处爆炸和一处汤米冲锋枪枪战。当布兰奇问起他未来的计划时，他回复道，他希望“把意识流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调整后，运用到一个侦探故事中去”。他还指出：“我是少数几个——如果除我以外真的还有这种人的话——52会严肃对待侦探小说、并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总有一天，总有人会把它看做‘文学’（福特的《好兵》［Good　Soldier］不需经太多改动便可变为侦探小说），而我保持着这种希望。”（转引自Johnson，72）

第二章　现代主义与血腥情节剧：三个个案研究（9）

布兰奇？克诺夫和阿尔弗雷德？克诺夫是几位重量级美国作家的出版商，其中有威廉？福克纳和薇拉？卡瑟（Willa　Cather）；他们和门肯一样是把欧洲的文学现代主义带到美国的关键人物。在其后的二十余年里，他们致力于硬派创作的发展，推动哈米特、詹姆斯？M。　凯恩和雷蒙德？钱德勒等人的职业生涯，并最终激起了电影制片厂的兴趣。哈米特由此加入美国文学的主流；虽然他从未写出他所计划的那部意识流小说，但就在提交《血腥的收获》一年之后，他告诉布兰奇？克诺夫，为了完成《马耳他之鹰》（1930）的创作，他从亨利？詹姆斯的《鸽之翼》（Wings　of　the　Dove）借取了某些情节，而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地位。

《马耳他之鹰》从一开始便受到知识分子的好评，他们注意到，小说中的罪行是一团乱麻，追逐是迂回曲折的，并且对谋杀案的解决不如对一个犯罪环境的刻画来得重要。稍稍改动一下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哈米特的支持者之一，也是美国文学现代主义的领军批评家之一）的一个提问：谁在乎到底是谁杀了迈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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